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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往往是注定的。
【事典】斡离不的恐吓
北宋末年，金兵大将斡离不孤军深入，直攻汴京。主持抗金大事的右丞相亨纲率军死战，斡离不所率金兵损失惨重，一时陷入既无补充，又无后援的境地。
斡离个无法可想，便要退兵，他召集众将说，
“听说宋军各地勤王之师不久便到，那时我们便无路可退了。现在进之不能，惟有撤退才是上计。”
金将群声附合，只有先是叛辽后又叛宋的郭药师表示反对，他对斡离不说：
“宋朝已成惊弓之鸟，宋军顽抗也已到了末路，我军如无功而返，不仅于军心有损，也会大大长了敌军的志气。”
斡离不愁苦道：
“话虽如此，但形势逼人，谁也无法改变我军的窘境啊。”
郭药师摇头说：
“我军困窘，但宋朝困窘更甚。如今它的京城被围，宋朝远比我们还要恐慌。宋朝面临灭国之祸，这个时刻恐吓它，它自会有所改变，而我军就不至于空手而归了。”
斡离不毫无信心，不敢相信，郭药师于是进一步说：
“宋朝内部不和，分成主战与土和两派，而掌实权的钦宗和宰相李邦彦早想求和自保，我们只要威胁他们，让他们割地赔款，一定能成。”
斡离不于是派出密使，和汴京守将何灌接触，恐吓说：
“汴京指日可下，到时你们宋军勤王之师纵是再多，又有何用呢？现在已不容你们有丝毫幻想，如不投降，割地赔款或可商量。”
何灌把密使的意思报告给宰相李邦彦，李邦彦心中大喜，马上对钦宗说：
“金人有意求和，这对陛下可算是天赐良机啊。我军现在虽阻敌于城下，但难保城门不失，如果能破费些钱财而消灾占祸，这事应该去做。”
钦宗也是有了喜色，他答应说：
“朕本无此心，可又有何良策呢？只要江山不失，也只好做些牺牲了。”
李棁、郑望之被派和金军议和，斡离不本想以礼相待，郭药师连说不可，他说：
“我们重在吓阻他们，又何拘礼仪呢？大人可大举威势，严词呵责，令他们心惊胆战，这样更有奇效。”
斡离不在接见李棁、郑望之时，面南而坐，怒目以视，两旁武士环侧，执刀仗枪，杀气腾腾。李棁、郑望之见之害怕，连走路都难以平稳了。
斡离不不容分说，劈头就大声道：
“我有心放你们一马，保全宋室江山，这才不再攻城。我提出的议和条件不容更改，否则就立刻屠城。”
斡离不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五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送往金营。
李棁、郑望之不敢分辩，回朝却对钦宗报告说：
“我朝危在旦夕，而那金兵勇猛十足，且已做好了攻城的准备。臣等自忖我军难敌，望陛下还是应允议和条款。”
群臣纷纷赞成，只有李纲极力反对，钦宗训斥李纲道：
“若在平时，朕自会依你，可时下大难将至，你就不顾念朕的安危吗？现在容不得片刻犹豫了。”
钦宗答应了斡离不提出的所有条件，斡离不乘势而退，窃喜不尽。
【原文】
察伪言真，恶不敢为。
【译文】
察觉出伪装说出真意，恶人也不敢做恶了。
【释评】
识敌在先，才能防范在后，打压敌人的心志。任何人只要他的真实用心被人识破，他就构不成大大的威胁。做坏事的人不会轻易暴露自己，他们把希望大多寄托在出其不意之上，如果能让这个幻想破灭，他们的斗志便大为削减。把敌人制服在未动之时，把恶人的歹心直指出来，是赢取主动和胜利的智者谋略，付出的代价是最少的。
【事典】退敌的弦高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率军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走到黎阳津，遇到老朋友蹇他，刚从秦国回来的蹇他对他说：
“秦军己发，袭击郑国，这个消息千真万确，你知道吗？”
弦高吃惊非小，细问其情，蹇他惊慌不已，又告之说，
“郑国不知敌军将至，必受大难啊，你还是赶快躲避吧。”
弦高有忠君爱国之心，他恨愤之下，思量如何救助郑国，他对蹇他道：
“父母之邦灾难来临，我身为郑人，怎会躲避呢？我既知此情，就该设法解救，否则也无颜冉见国人了。”
蹇他痛心说：
“秦军早有预谋，此次行动又极其隐秘，以你一人之力是无法救郑的，你还是自己保命要紧。”
弦高拒绝了他的好意，他一面派随行的仆人赶回郑国报信，一面选出12头肥牛、4张皮革，作为礼物，要去犒劳秦军。弦高还对蹇他解释说：
“秦军偷袭，如果我们把他们的阴谋揭穿，他们就会自觉气馁，或可放弃邪念，自行退去。如果事无所成，至少可以打击他们的气势，动摇其军心。”
蹇他劝他不要冒险，弦高执意前往；到了滑国的延津，弦高和秦军相遇了。弦高让自己保持镇定，他对秦军说：
“郑国使臣弦高，在此恭候多时，我要见你们的主帅。”
有人报知孟明视，孟叫视立时惊骇，他对身边将领说：
“我军意图，郑国怎会知晓呢？这太奇怪了。”
身边将领也惊讶不止，有的泄气道：
“我们此番行动，重在让郑国无备，才有成功的希望。看来郑国必有密探在秦，侦知此事，郑国定有防备了。”
孟明视等人面面相觑，神情颓然，在召见弦高时，但听弦高高声说：
“我国君主知道将军要去郑国，特命我犒劳将军。”
弦高献上礼物，孟明视动问说：
“你家君主如何知道此事呢？”
弦高一笑，凛然道：
“我国士兵日夜戒备，就是要保卫郑国，这样的大事，又岂能瞒人耳目？”
盂明视犹有疑虑，他追问说：
“郑君既命你前来，定有书信为凭，我可以看看吗？”
弦高回应道：
“我家君主惟恐修书不能表达心意，故而口授我前来行事，何况事情紧急，我家君主自不想修书误事。”
孟明视自思弦高所言不差，心中又是一暗，他对弦高改口说：
“此事纯属谣传，郑国不该轻信啊。”
他附在弦高的耳边，又故作神秘说：
“我军意在攻灭滑国，绝无犯郑国乏心，你们误会我们了。”
弦高见他惊惧，心里一松，他趁势对孟明视道：
“将军道明真言，郑国就放心了。我回去自当说明真相，传达将军的美意。”
弦高走后，孟明视心焦气躁，脸色铁青，他传令就地驻扎，不再进军。有人劝他说：
“君令难违，将军不攻打郑国，就不怕主公怪罪吗？”
孟明视哀声道：
“形势有变，我们既知郑国严阵以待，强攻绝难成功，又何必自讨其辱呢？主公若叫此情，也会改变土意的，土公哪里会怪罪我们见机行事呢？只恨有人走漏了消息，让我们徒劳无功啊。”
秦军为掩人耳目，就势灭掉了滑国，随后便班师回转了。
【原文】
神褫之伤，愈明愈痛。
【译文】
心神被剥夺的创伤，越聪明的人就越会感到痛苦。
【释评】
受制于人有时不仅是行为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后者的痛苦尤为巨大，对聪明者更是如此。把自己变成行尸走肉，多是出于无知和无奈，而成为他人的玩偶，任其摆弄，且自知甚深，这才是最难忍受的。作为驭人和惩罚的手段，这个招法无疑是狠辣和残酷的，同样，作为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它给人的记忆和教训也是难忘和深刻的。
【事典】李德裕的反击
唐文宗大和叫年（830年），宰相李宗闵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李德裕，他向唐文宗极力推荐自己的同党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唐文宗首肯后，李宗闵对牛僧孺说：
“我和李德裕势不两立，你能来朝对我帮助非小，我们该如何对付他？”
牛僧孺说：
“李德裕党羽众多，这都是他倚仗的资本，只要把这屿人一一驱逐，李德裕独木难支，自会向大人屈服。”
于是，二人合力排挤李德裕的党羽，以种种借口把他们赶出京城，李德裕顿陷被动，整日惶恐无计。
一日，李德裕的好友裴度探视他，李德裕向他叙说此情，裴度听完，一叹说：
“你一时失利，不可让人夺了志气，否则就再无翻身之日了。我知道你现在十分痛苦，可只有忍耐才是最好之法。”
李德裕长声说：
“事已至此，我又能怎样？可叹我对李宗闵的用心全然知晓，却全无破解之道，只能任其宰割，这种痛苦，真比杀了我还要难受百倍啊！”
后来，李德裕寻机抓住了牛僧孺的一个错误，让自己的同党纷纷上书弹劾他，他的同党还多次对唐文宗说：
“牛僧孺和李德裕有过节，可他竟因此损害了朝廷的利益，阻挠李德裕为国立功，这分明不以陛下的江山为重，可见其居心歹毒，陛下当慎防此人。”
唐文宗由此疏远了牛僧孺，不久贬他出任准南节度使。
李德裕开始受宠，李宗闵变得紧张起来。一天，他十分忧心地对同党京兆尹杜悰说：
“皇上器重李德裕，以我看来，他不久就要担任宰相之职，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该如何阻止此事呢？”
杜悰为人狡诈，他沉吟道：
“大人让他深受耻辱，备受打击，李德裕对大人深怀怨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能化解大人和李德裕的恩怨，事情就没有那么凶险了。”
李宗闵眼前—亮，忙道：
“你有办法吗？”
杜悰不假思索说；
“李德裕文才虽高，但他并不是进士出身，相信他一定会以此为憾。大人如果能荐举他主持科举考试，他一定会感激大人的。”
李宗闵一时默然，说：
“这太便宜他了，太长了他的志气，我不能答应。”
杜悰见李宗闵不应，又说：
“这个不行，大人可荐举他担任御史大夫，只要出于大人之意，李德裕也没理由再和人人作对。”
李宗闵仍不想答应，杜悰急道：
“无论大人如何，皇上都会重用李德裕，大人做个顺水人情，既无坏处，也无关大局，如果大人这个也不肯假作，一旦李德裕得势，大人用什么和他抗衡呢？”
李宗闵终于口头应下，杜悰于是急冲冲地拜见李德裕，向他说明了李宗闵的“美意”。李德裕果然大受感动，颤声说：
“李大人有此善举，可见我从前错怪他了，请代我向他致谢。”
李德裕的党羽知晓此事，劝他不要忘记前仉，李德裕说：
“我正因忘不了从前的羞辱，才会接受李宗闵的和好之意。我和他斗得各有损伤，如能因此去怨，不是都有利吗？”
令李德裕想不到的是，李宗闵事后却反悔了，他听从了给事中杨虞卿的反对意见，不再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结果，李宗闵和李德裕相争如故，仇怨更深。
后来，李德裕担任了宰相，他仇恨发作，对李宗闵及其同党大肆报复，李宗闵终于被贬，他的同党也被驱逐一空。
【原文】
苛法无功，情柔堪毕焉。
【译文】
严苛的刑法不能达到目的，情感安抚可以完成此事。
【释评】
夺人心志离不开严刑峻法，但一味依赖它，也是无法让所有人都服帖的。同时，它的负作用十分强烈，表面上的安静终会被深处的愤恨所冲破。动之以情，用温和的手段征服人心，这是智者的首选之术，它能化解最因执者的戾气，而让所有人都乐于接受。只要能达到心愿，不讲方法可以，但这却决不是远虑者所为了。
【事典】纳谏的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他召见大理卿唐临，询问在狱囚犯的事。唐临一一作答，深合唐高宗的心意，唐高宗告诫说，
“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方合朕意。”
一次，唐高宗亲自验问死囚，令他吃惊的足，唐临前任所断的案子，其人多数喊冤，而唐临所断者则无人叫屈。唐高宗为此把唐临召来，问他说：
“你判人死罪，人却小怪，你有何心得秘诀吗？”
唐临如实说：
“依法办事，还要讲究人情，臣不搞逼供，诱之以理，对其尊重，罪犯无冤，亦无怨，自会无失了。”
唐高宗深受启发，慨叹说：
“严刑峻法不能滥施，用心安抚，连死囚都不生怨言，这才是治人夺心之本啊。朕若以之治国，定有助益。”
唐高宗于是提升唐临为御史大夫，后又升他为刑部尚书。
一次，左武侯属官卢文操偷盗库财，李治闻知大怒，以其监守自盗，定其死罪。谏议大夫萧钩为此谏曰：
“卢文操罪不致死，若陛下杀之，天下人就会认为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这对陛下不利，于治世更为不利。”
李治怒气更盛，他说：
“法律严苛，人才畏之，不敢有违，放过卢文操，于朝廷大不利多矣，你何敢为—罪者辩解？”
萧钧不紧不慢地开导说：
“人若怕死，本该无人犯罪，奈何罪者不减呢？何况死罪痛苦只存一时，人又有侥幸之心，所以说重法不能依靠，还应宽恕为手，抚慰人心。罪犯是杀不完的，而以情感人却可让人自知收敛，这样人人自律，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