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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又响了，“实在对不起。”调度员开口说。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要车的电话太多了，公司只办理市内短程业务以求获得最大利润。我听说过天气不好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对着话筒说，我要乘一架飞机——我必须在正午以前赶到汉城——我将在几百米外的卡莫河的一座桥上迎接出租车。
站在风大浪涌的急流上方，横扫过来的暴雨浸透了我的外衣，我朝公路的两头注视着，没有出租车。最后，我艰难地努力撑起雨伞，拖起行李箱，开始拦车。一辆轿车过去了，司机和乘客睁大眼睛望着这个疯疯癫癫的、衣着考究的外国人在倾盆大雨中一边退后几步，一边伸出大拇指。
一辆白色的尼桑车从另一方向开近，然后停住了。一个年轻人推开车门，打着手势要我坐进汽车。我又冷又生气，浑身发抖，爬了进去。
那个人用十分谦恭的日语，说明他就是今天早上我同他通了3次电话的那个调度员。为了送我赶乘飞机，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开着自己的私人汽车从公司赶来。他一再道歉，但并未说明为什么没有一辆出租车中途让我搭车，只是说他们这天早晨“非常非常忙”。他把我直接送到机场公共汽车的停车站，谢绝了我塞进他手里的2000日元，接着他又再三道歉，请我以后光顾他的公司。
几个小时以后，当那架因暴风雨推迟起飞的飞机离地升空的时候，我舒心地坐上自己的座位，打开了报纸。无意中，在第二版我的双眼扫到一篇短文的标题：今早京都出租汽车司机开始罢工。
迷失记忆的老人
【张兵】
在斯德哥尔摩东城一条主要街道上，上下班时经常能看到一位老人在街角站立，他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活像一尊雕塑。我到瑞典不久，人们就推荐我去看这“街头一景”。
那是立春后不久的一个早晨，我匆匆赶去上班，果真在那街角看到了他，只是又多了一项内容：在我驻足的一两分钟内，他忽然向右侧踱着碎步，头偏向右方，似在做“向右看齐”的动作，然后又刷地甩过头，保持垂手并脚的立正姿势。他可能是个退伍军人，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了这个念头。我向过路的几个行人打听，这位老者是谁？为什么站在这儿？他们有的摇摇头，有的摊开两手。我知道瑞典人的脾气，从不管别人的私事。
瑞典夏日阵雨多，出门必带雨具。有一次我经过他身边，正赶上下雨，他既未穿雨衣，也没打雨伞，仍笔直地站在那儿。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面颊上，他全然不知晓似的。我立刻将伞撑到他头顶上，雨住了，我才离开。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也没有看我一眼，我心里有点悻悻然。同事笑我傻，说那老头可能是“神经病”。我半信半疑，老人的古怪行动吸引着我，逼我进一步寻找答案。
后来，我去丹麦出差五个月，入冬才返回瑞典。第二天上班经过那街头，没有碰到他，心里似乎空落落的。下班后，飘起了大雪，我急急地赶到那街角，老人正在那儿站着，帽子上落满了雪，胡须上挂满了银白的霜花，活像一位圣诞老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他身边抓雪玩，眼光不时飘向老人。我发现孩子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同老人有联系，便走过去问那男孩：“你认识这位老人吗？”“他是我爷爷。”果真让我猜中了，便又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猜你爷爷在替什么人站岗，是吗？”“为国王。”孩子脱口而出，我高兴极了，似乎答案就在不远处，便引着孩子的思路，故意逗他继续往下讲：“可是国王不是住在皇宫里吗？你爷爷怎么在这儿站岗？”孩子眨了眨眼，像在想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径自去抓雪玩。我又一次陷入迷惘。当时我真想走过去同老人谈一谈，但望一望他那庄重的、不屑一顾的神情，立刻打消了这念头。
我被老人的“谜”困扰着，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终于有一天，我们因工作需要，请所在地区的值勤警察吃饭。无意中，我提到了那位奇怪的老人，警察们听后面面相觑，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我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正想把话题拉开，一位年纪稍大的警官缓缓站起来，整了整自己的制服，神情庄重地说道：“他是我们的前辈，叫本德森，是一位干练的皇家卫队军官，受过多次嘉奖。三十多年前，他统领的骑警马队受惊，为了士兵和其他人的安全，他死死拉住惊马，被拖出去几百米远，险些丧了命。”我屏住呼吸听着，心像铅一样下沉。讲话的警官略停了停，又接着说道：“从此他失掉了记忆，但他惟一没有忘记的是自己的职责……”
我的眼睛湿了……
负完责任再走
【唐俑】
两年前，深圳一家为我开了两年专栏的杂志老总给我打来电话，建议我“换个工作环境”，待遇是我原单位的三倍。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无法拒绝，但是我请他等我三个月。
我之所以请他等三个月，是因为我跟原单位的合同还没到期。也许我不应该让人家等那么久，因为那时候离合同到期只有一个月了，我把离开的时间定在三个月之后，是觉得应该给单位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接替我的人。
一个月之后，单位果然还没有招聘到合适的接替者。这不是单位的要求高，他们只想招到一个跟我差不多的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12个字，也是领导平时对我的评价，他们甚至叫我推荐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找不到——我认识的人不少，才华在我之上的也不少，可是有我这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我实在不认识，我又不能推荐给他们一个假货。
虽然还没有找到接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走不了。实际上，通情达理的领导尽管舍不得我离开，并且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耽误我的“前程”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既然他们无法给我“好处”，那么他们就没有权力不让别人给我“好处”，所以他们并不阻拦我，甚至动员我早点儿离开，担心再耽误下去，深圳那边会变卦。
坦率地说，我也想早点儿离开，早点儿到深圳去挣高工资，我甚至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过去。可是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不能把自己的承诺当成一个玩笑，否则它就一钱不值，承诺一钱不值，那么做出这个承诺的人也一钱不值——我不知道这是否合乎逻辑，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单位经过无数次大浪淘沙，终于挑选到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但我仍然没有急于离开，因为小伙子是个新手，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他传授我的“工作经验”。直到小伙子能够独当一面，我才去了深圳。
在离去的头一天，单位全体人员设宴为我送行。那是一个令人动容的场面，我的眼睛不知红过多少次，因为在频频碰杯的过程中，我不知听到过多少次这样的嘱咐：“小唐，如果在深圳呆不下去了，就回来，这里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说这些话的，不仅有领导，还有同事。虽然我并没有当真，但是不争气的眼泪，最终还是流了出来，险些让我放弃赴深圳的决定。
我在深圳呆了不到四个月，他们的“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由于一些我至今不得而知的原因，当初请我加盟的老总被排挤出局，新老总一直是旧老总的死对头，我是旧老总请来的，自然也是他的死对头，既然是死对头，那么自然只有滚蛋的下场。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搞得我措手不及。忍到深夜，我终于忍不住给原单位老总打了个电话。我并不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将我“收留”，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因为这也是我当初的承诺。
我已经想好了：打完这个电话，我就收拾行李回家。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话音刚落，老总就在电话那头说：“如果你不嫌待遇低，就回来干。”
“可是，你们已经不缺人了，其他几位领导，能同意我回去吗？”
“明天我们开会研究一下，你等我的消息。”第二天我得到的消息是：“一致欢迎你回来。”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一致欢迎我回去，因为有了我这个“多余人”，意味着他们将多付出一个人的开支，而单位早就“断奶”，这又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后来我才知道：正是我当初“负完责任再走”的态度，成就了我“绝路逢生”的“救命稻草”。
找一个通往天堂的阶梯
【邹保兰】
职场中，你或许会遇到一些难缠人，一些荒唐的事。而在此之前，或许你会觉得，这些人与事完全就不可理喻，你甚至因此觉得委曲或愤愤不平。可是往往就在那么一些人与一些事的背后，有我们所不能体会到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一度思考过如何应对那些难缠的客户，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桀骜不驯？又是什么让他们有时会显得那么尖酸刻薄？具有理智的人怎么会一下变得鲁莽而不可理喻？
一天，我无意中窥探到了其中的奥秘，那天，我去照看丈夫开的音像店，中午时分，他正忙于应酬熙来攘往的顾客。我们当时没有雇人，人手短缺，因此，我承担了任何一个贤内助都可能做的事情：在柜台上迎接新的客户。
“给找一盘歌碟，”一个秃顶，脸上满是疙瘩的客人急匆匆走到柜台前说，“那首歌曲的名字是……”他从牛仔裤裤袋里取出一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纸上写着所需的歌曲名称。“《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这张歌碟，你们有吗？”他问。
我走到陈列音乐碟的墙边查看名录，通常音乐碟都是根据歌曲字母顺序排列摆放的，可是今天那些碟片却有些次序颠倒。
我找了好几分钟，一边寻找，我一边感觉到身边客户的躁动不安。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能没有您需要的这盘歌碟。”
听到这话，他的背部拱了起来，眉毛倒竖，湿润的眼睛也缩小了。站在他旁边的妻子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轻轻拉了他的衣袖，好像要劝阻他做什么事情似的，可这无济于事，他狭窄的嘴唇生气地拧在了一起。
“怎么搞的？是那首歌还不够出名吗？你们这也配叫音像店？所有的小孩都知道那首歌怎么唱！”他怒气冲冲地说。“是的，可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歌碟都有得卖……”我尽量控制住情绪，耐心地解释道。
“噢，你说得倒是简单！你是不诚心，随随便便就可以找个借口！”他得理不饶人地嚷着。此时，他妻子拉了拉他的衣袖，嘴里轻轻地说着什么，就像个马夫试图让一匹突然狂暴的马冷静下来。
他身子前倾向着我这边，用老树根一样弯弯曲曲的指头指着我的脸说：“我猜你是根本不会理解我，难道不是吗？你根本不在乎我儿子的死，不在乎他的车是怎么撞上那棵老树的。我儿子死了，我只想在他的葬礼上播放这首他最喜欢的歌，他死了！才18岁就去了！”一时间，我茫然不解，他的愤怒竟是出于我的不尽责抑或是丧子的巨大悲怆。
他另一只手颤抖着，一张纸从那只手中滑落到柜台上，那是一张葬礼安排程序单。
“我想你永远不会明白的。”他咕哝着，伤心地低下头，他妻子用手挽住他，静静地站在他身旁。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精神上有多大的伤痛，”我平静地说，“就在上个月我们才埋葬了年仅4岁的侄子，我知道失去亲人该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然后，我向他们许诺，我会尽力找到他需要的碟片，即使本店没有，我走遍全城也要找到，我一定让他们放心，准不误事。
他抬头怔怔地看着我，愤怒的表情渐渐从他脸上淡去。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我很过分，是不是？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对不起您！”我们静静地站了很长一阵子。接着，他从自己裤子后的裤袋里取出一个破旧的皮夹“您想不想看看我儿子的照片？”他看着我，眼中泪花闪烁。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人能够进入别人的心扉，除非他有爱，有同情心。
职责
【北方】
父亲在一个偏远的小火车站整整干了42年，从信号员干到小站站长。
母亲去世很早，我从小是在父亲背上听着火车汽笛声长大的。
父亲退休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警察学校。离家那天早晨，他要亲自送我上火车。父亲的话很少，只是火车开动的一瞬间，站在月台上的父亲仍然和从前一样立正敬礼。
当警察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三年的警校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铁路沿线的一个派出所当民警。我测算了一下，那里离我家整450公里。派出所只有三位民警，所以，我回家的机会很少。那年秋天回家，吃过晚饭，我见父亲郁郁寡欢的样子，忙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这辈子听惯了火车的汽笛声，闻惯了车厢气味。现在一切都没了，这样的日子有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