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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一时之快而种下一辈子矛盾的种子，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当我把权衡的焦点放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是我的底线？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决定尽我的全力继续想办法说服父母，同时也作好了放弃的准备。如果我最终无法解开他们的心结，那么我会心甘情愿放下我的执著，留下来找个好工作。
在我作出决定后，老爹发来短信，说他们亦想通了，同意了。真是一家子，时点都这么相似。
哭过笑过绝望过彷徨过，仿佛在几个月以内经历了好多年。一位见证了这一切的朋友总结说：这就是成长吧。我非常讨厌“成长”这个词，成天把它挂在嘴边的，多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可真没有比它更贴切的词了。
4。一个大胆的计划
2010年1月底，终于等到了芬兰领事馆通知领签的电话，距离我开始全身心准备休学旅行正好一年。彼时正在某券商实习，在福州做项目，每天从日出开始干活，做到下一个黎明睡觉，没有周末，甚至不许请病假，一连几个星期从未离开客户的办公大楼和宾馆，忙得人完全忘记了一个月前的纠结。接到电话时，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我已经用一年时间为它的到来作足了心理准备，听到它的消息，就好像听说一个老朋友即将来访，十分坦然，坦然之中，也有点儿不知所措。
我曾经被荷兰大使馆拒签过两次，虽然在护照上没有留下拒签章，但是在申请芬兰的签证前，我还是根据前次申签的经验，为它预备了一个月的拖延时间和两个月的申诉时间。出乎我意料的是，才三周，芬兰人就慷慨地给了我签证。可这高效率反而把我置于尴尬的境地，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订机票，如果临时购买机票，把我宰了论斤卖掉也换不到一张。
和朋友弥弥在MSN上讲到这个尴尬，她又提出“西伯利亚铁路”的想法。这个词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悟空最先提出来的。在某一个和狐朋狗友闲扯的夜宵场，我们聊起去欧洲的各种神奇交通方式，悟空极力推荐西伯利亚铁路，并怂恿我通过这条欧亚大陆桥前往芬兰。我们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当做玩笑聊过就忘记了，没想到竟然被这小妮子记住，再一次向我煽风点火。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对于我真心喜欢的东西，我是极其脑残、没有立场、经受不住诱惑的。两个姑娘上班时间分别开小差合计了一会儿，便大胆决定要走这条线。
一幅画得很烂的关系图，其中涉及的环节，数次险些断裂，所幸都撑了过来。
依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确够疯狂：人在福州，却要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一边没日没夜地工作一边准备辞职、在上海办理俄罗斯签证、买车票、把上海的房间清空、打包行李、做西伯利亚铁路攻略。我只能用电话请分散在各处的朋友合力解决，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弥弥和我小心翼翼地讨论过可行性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开始行动了。有6个朋友参与了这个疯狂的计划，有些帮忙准备材料，有些帮忙跑腿，有些帮忙外联，必须同他们每一个人都完美协调好，保证所有的环节丝丝扣合，才有可能完成计划。任务链条数次险些断裂，但是凭着大家的执著，我们最终撑了过来。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若不是有朋友们的鼎力相助，如今我绝无可能悠然地描述这个故事。
回到上海以后，卖了我的电脑，用这钱买了相机和镜头。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只是顺应心里的感觉。爱旅行的人很容易同爱摄影，我也不能免俗。之前很多年不换单反相机，除了没钱这一很重要的因素外，潜意识里，我觉得我喜爱旅行更甚于摄影，以至于不能容忍用相机去破坏旅行的瞬间。然而走这条线路前，我心里有强烈的渴望想要去记录，觉得只有忠实地记录才是对旅行最好的补充，所以当把电脑卖掉时，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期待。
我只买得起二手尼康D80机身和最便宜的二手尼康50mm/1。8镜头。当它们带着别人的使用痕迹来到我的身边时，我都还不会调光圈和快门，甚至连说明书都看不懂，但是我仍然很兴奋。旅行的面孔一点点清晰起来，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
离开上海之前，忙着打包的同时还见了不少人，讲了不少傻话，被问得最多的也是意料当中的：你为什么要出去？答案不用继续在这里重复。也许有些人觉得我过于鲁莽冲动，但我同样也觉得大多数人有激情有梦想，但总是停留在口头或者纠结层面，太少付诸行动。其实当你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也许会受挫，也许会遇到很多很多先前无法预计的困难，但也会发现，之前的许多担忧也都是无谓的。你也许还会担心自己势单力薄，无法获得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我却一遍又一遍从自己的故事里发现：如果你知道要往哪里去，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总之，杀！
第一章
西伯利亚：去往欧洲的慢车
不作计划和期待，让一切自然发生。然而生活会还给你的惊喜，超出想象。
1。惊险刺激一小时
“我真佩服你，就这么走了！”
晚上9点58分，前来送站的朋友闫岩在北京火车站为我拍了出发前最后一张照片，把相机还给我，无比感慨地说。我得意地挥挥手中的车票，冲他咧了个镇定的微笑。
10点过5分，快要从春运大军里杀出重围腾挪到检票口时，我叫住在前面拖着我的行李疾走中的闫岩，说：“我的票没了。”
没了，就这么几分钟的事。原本把票攥在手心里备查，手里提着身上挂着的行李太多，左右周转倒腾一圈，票就不知怎的从手里滑落丢失，浑然不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接下来，你也能猜到：找！疯狂地找！地上、垃圾堆、失物招领处……只要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搜寻了一遍，却丝毫追不到票的踪迹。春运时的北京火车站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卷满了人和行李，要在这大潮里找一张小小的纸头无异于大海捞针。火车开出的时间是晚上11点，在原地抗争了20分钟以后，车站广播开始通知去莫斯科的乘客检票上车。直觉告诉我，继续留在原地找票已经是在做无用功，不如到检票口试试运气。
冬天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人很少，检票口只有十多个人，而且看起来大多是短途旅行者，和其他检票口被人海团团围住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毫不费力地挤到前面问检票员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放我们进站，并把车票发票、护照等所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摊给检票员看。检票员的态度强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让进，没有票就是不让进，除非你现在马上去补一张票。即刻补票是不可能的，因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并不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销售，而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代销，周六晚上11点并不是国旅正常的上班时间，即使国旅有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在半个小时内光速冲去距离火车站两站地的国旅营业点补完票再回来上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直到这时，我的肾上腺素才开始侵入大脑，意识由连贯的逻辑碎成片：如果真走不了，我该怎么办？看着地上已经为这次火车旅行准备好的两个巨大食品袋，想起这段日子的准备和期盼，不由得让人失魂落魄。所幸，我和闫岩在一起。
“没事，如果真走不了，就先住我家，下周再买票走。”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再想想办法。”随后，他让失了魂的我留在原地等待，他再去四处看看有没有找回车票的可能。
他的话是我的镇静剂，是啊，即使今天上不了车，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再返回去找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必须在他找票的同时想出第二套应对方案。独自面对着检票口，我先重新清查了一遍随身行李，确定票的确是丢了。随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去对后果施展丰富的想象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这件事情上，用常识和逻辑推断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任何时候，如果想要顺利登上火车，必须要搞定两道关卡，一是车站检票员，二是火车上的列车员。检票员属于火车站编制，只负责维持车站内秩序，把持有合规车票的乘客放下站台，而乘客是否能够顺利登上火车与检票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多放几个送站人员或者混车小鬼本来就是检票员控制下可松可紧的小事。列车员是随着火车的，负责车厢里的秩序，在车厢内座位富余的情况下，多一两位乘客对他们来说只是类似于多了一两件行李而已，不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损失。这两类需要搞定的爷分属两个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利益诉求非常相似——放你一码是再简单不过，可他们都不愿意随便给自己找麻烦，你必须想办法哄他们开心或者以小利诱惑之。作完这番简单的分析以后，我又把具体的行动方案在心里罗列了一遍：（1）找关系。梳理了一遍我现在的关系网，暂时找不到对北京火车站有影响力的人物，且西伯利亚铁路段由俄罗斯列车执行，通过熟人帮忙疏通是难上加难。放弃。
（2）一哭二闹三上吊，用情感来打动人，配上泪汪汪的大眼睛，或许可以试试。
（3）补票。虽然不可能马上冲到国旅营业点重新办手续，但是凭经验，大多数火车都能在车上补票，这趟列车说不定也可以。
（4）花点儿现金打点。不解释。
（5）买站台票混上车再赖着不走。这是典型的春运混车法，同样不解释。
待闫岩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时，我已经默默描画好了剧本，就像是即将上台表演的演员，心里期待又紧张，早已把沮丧和慌乱抛到了脑后。晚上10点50分，距离开车还有15分钟，所有的乘客都已经检票上车，检票员开始百无聊赖地抠手指头等着关闭检票口——最完美的时刻到了！
我眼含泪水、语带哭腔地找到一名检票员，噼里啪啦胡言乱语一番，用最快的速度讲完丢票的事实。检票员晕了，主动告诉我说上车与否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列车员手中的，他能做的只是发发善心放我进站，至于能不能上车，就要看我自己的运气了。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放大声音号叫，请各位叔叔阿姨让我至少去碰个运气，如果列车员不让上车我自认倒霉。允！
下到站台，找到车厢，用同一招与俄罗斯列车员叽里咕噜，可惜用英语表演血海深仇就是不能像中文一样简洁有力，几个金发碧眼听得眼睛发直，摇着头示意他们不想理会我这只小苍蝇。列车正在作最后的准备，时间紧迫，留给我的只有最后几分钟了！
忽然，闫岩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听不懂英语！Oh，no！！！我的血海深仇啊，就这样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小打小闹！如果再继续打感情牌，就算是感动了玉皇大帝都没有用。恰巧，旁边有位大叔正在用俄语和一位列车员交谈，我们激动万分地抓到这根救命稻草，请求他为我翻译；对方也找到一个英语惨不忍睹的高个子女人来交涉，好歹是能够让他们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血海深仇了。可惜几番鸡同鸭讲后，俄叔俄婶们还是摇头，并示意我退到黄线后面。此时，离开车还有5分钟，不少先前聚过来看热闹的列车员已经回各自负责的车厢准备起程了。
继续，我们开始执行Plan 3（计划3），询问是否有可能在车内补票。他们对视一眼，不置可否，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可以补票。翻译大叔把车票上的票面金额特意秀出来给他们看，几位俄叔俄婶的眼睛瞬间一亮，互相对视一眼，面部表情十分微妙。还没有等大叔给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我已经从列车员的表情里看出了玄机。Plan 4（计划4）！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赌上我的直觉，看着他们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I have money！（我有钱！）事实证明，这是同俄罗斯列车员整番对话中双方唯一能够迅速达成共识的一句。几位俄叔俄婶又对视一眼，神情暧昧地用英语追问确认：You have money？ （你真有钱？）
Yes！一锤定音，上车！
上车后，发现车票上记载的床位顺序已经完全被打乱。列车员为了方便管理，并不是按照票上的床位号来安顿乘客，而是把全车乘客顺序打散，按照目的地和国籍重新分配车厢。我为了接下来应付前来索钱的列车员，紧跟着那位翻译大叔，争取和他在同一间包厢安顿下来。四个人的标配包厢，就住了我们俩，倒也舒适。
同闫岩拥抱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