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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5分钟，车保持直行，他一直看着我微笑，显得无比邪恶。我不淡定了，被害妄想症频道被自动开启，大脑疯狂地运转：如果他是要诱拐我，怎么办？
（1）如果他已经在我的饮料里下了药，那么不久以后我就会陷入昏迷，那时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把车窗摇下来，让冷风吹在头上保持清醒，并大口喝水，尽量稀释胃里溶液的浓度。
（2）汽车在城市里行驶，拜交通堵塞所赐，速度不太快，估计跳车危险系数不大。我把棉衣整理好，取下围巾，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包好头跳车。
（3）心里默念俄罗斯的报警电话，默默在手机里按好号码，随时准备拨出。
（4）默记沿途走过的街道名称，确保在报警时知道自己的方位。
……
这边厢正慌着，那边厢司机把车头一转，停下，到了，眼前赫然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商场。不容我多想，他就带我沿着商场楼梯一阵狂奔。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奔到顶楼，只见一座旋转木马被摆放在水晶穹顶下，穿着考究制服的商场工作人员恭敬地候在操作台旁边，冲我们职业地微笑。他带我走上去，示意操作台后面的大妈可以开动了。我……我……我……生平第一次坐旋转木马啊！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浪漫！
这段惊喜对我的惊吓程度远高于感动程度。在回市场的路上，我被自己在车上过激的反应逗笑了。这整段心理活动看似是做了一场无用功，可是出门在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可以想象，如果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在预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以后，处理起来当沉稳不少，适当的被害妄想症有利于身体健康。
从天而降的木马。
晚上，老陈送我去火车站，一起在火车站附近吃了顿麦当劳算是饯别。我们俩激动起来都是话痨，但是这一顿饭我们吃得极其沉默。饭毕，我执意不让老陈送站，在麦当劳门口的地铁站同他告别，各自离去。此一别，以后也许不再会有机会见面。愿老陈顺利退休，愿他过得好。
10点半的火车，我8点就带着行李开始候车。旅行第一次没有在最后一分钟狂奔上车，顺利得让人不知所措。
赫尔辛基，我来了。
6。 我能有幸为你提行李吗？
在比较研究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时，俄罗斯和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两对被引用率最高的例子。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俄罗斯和芬兰。这是两个神奇的国家，它们是邻居，祖上说不定能攀上点儿亲戚关系，历史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却差异巨大，犹如分处不同的大洲。从入境的刹那，你就能感受到这差异的奇妙。
比如说边检。
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经历了折腾到死的边检程序以后，我在登车时便作好了第二轮被蹂躏的准备。俄方的检查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和低效：所有入境俄罗斯的游客都需要在入境前手填一份巴掌大的个人信息表，入境时被撕走一半，另一半由游客自行保管，在出境时交给边检官员，如果不幸丢失了这张小纸片，边检官员会花上一个长到让人长草的时间核查你的出入境信息。很不幸，不少游客都对保管小纸片的活儿表示无能为力，于是乎，在出境时，列车再一次被堵在俄罗斯边境养老。这是一个至今都让我想不明白的制度，在计算机系统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俄罗斯边检还坚持使用信息登记卡这种负效率的记录方式呢？相比之下，芬兰边检就是极简北欧风——年轻警官们人手一只图章，登车，查签证，盖章，完毕，整个过程只要不到半分钟。
入芬兰境以后，你能从各个细节感受到她的秩序、安全和友善。列车窗外，几乎没有人烟，大片大片的森林静静铺满全部视野，想到我的老板尤卡在电话面试时说：“芬兰就是个大森林！”果然如此。芬兰的雪较之俄罗斯更甚，向窗外看十分钟眼睛就会被白雪反射的光芒刺痛，在俄罗斯境内的8天都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冰雪的芬兰什么时候才能到春天呢？于我，这好像是个无所谓的问题，春有春的美，冬有冬的好，我本只是一个看客，无论怎样的经历都将是独一无二的。走西伯利亚铁路之前看了少许资料，都说冬季窗外的景色会比较单调，是这条铁路的淡季，不推荐。但是习惯夏天旺季出行的人，往往被淹没在人海里，故意忽略了冬天的美丽。人生何必太刻意。
车到赫尔辛基火车站，还没有下车，便有一位女士走过来指着我的行李问我是否需要帮助。还没等我应答，她就招呼来她的丈夫，让他看看能不能帮我做些什么。这位绅士并没有直接撸起袖子开搬，而是微微欠了欠身，问：“我能有幸为你提行李吗？”
这个小场景后来一直留驻在我的脑海里不曾被忘记，和芬兰人相熟以后再回想起它，觉得颇值得玩味。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这个国家女权主义的现状。女权主义并非发源于北欧，却是在这里被发扬光大，它早已渗入北欧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人打趣说，北欧已经回到了母系氏族时代。在这些国家里，女人的独立意识特别强，参政率居高不下，平均工资和男性相仿，女性不选择婚姻而选择长期同居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相应的，男人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尊重也是空前的，有时候，从我个人的眼光来看，甚至尊重得有些过头了。
比如说，一对芬兰情侣去酒吧消遣，若男人想为他的女朋友埋单，他很可能不会直接抢单，而是先问她：“你介意我为你埋单吗？”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有些女人非常重视经济独立，男人的某些善意的举动对她们来说反而是侮辱，保险起见，一个男人在为女人提供帮助之前，应该问问她们的态度。
当时我并未能领会到这句话背后的玄机，在俄罗斯面对冷面孔太久了，我的心都变得冰冷起来，他们的关怀毫不费力地击破了我心里的坚冰，把它变得暖洋洋的。
请大叔帮我把行李从火车上搬下来，拖着行李才走两三步，张同学已微笑着站在眼前。人的相遇相逢，就是这么神奇。高中毕业时，我穷尽想象力也不会想到会和他再次相逢在这里。一个人走了这么多天，看到来自家乡的熟悉面孔，顿时又不知身在何处。晚上和张总坐在他家对着窗外堆积的白雪喝酒乱聊，感到无限放松。对旅行者来说，再好的旅店，也比不上朋友家的一张沙发。
在张总家查了邮件，邀请我来芬兰的阿里说，明天将去坦佩雷火车站接站，并为我举办第一个欢迎宴会；室友凯伦说，明天为了迎接我，她会把工作都搬到家里做。虽然我还没有到达坦佩雷，但此时它已经像我的家一样。
明天就要回家了。
明天，回家吧，你的旅行，的确已经结束了。
第三章
芬兰之冬：冰雪封锁的大地
彼时，彼刻，在遥远、偏僻又荒蛮的北国，几个人赤裸着窝在一起谈天说地，不问世事，想想都觉得美好。
1。 海娜的中国梦
3月已经悄悄地过去了一半，北半球各国正开始欢庆春天的绽放，而坦佩雷还是一个被冰雪封锁的世界。目所能及之处，皆为一片纯白——纯白的树木、纯白的房子、纯白的汽车，甚至纯白的人，间或有一两个穿着彩色滑雪服的人从街上艰难走过，提醒你这里是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地方。
气温计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我的床头也放着一个，上面只有两个数字，分别显示室内和室外温度。自从在坦佩雷住下以后，这两个数字几乎都没有改变过，恒定在24上下，室内是零上24摄氏度，而室外是零下24摄氏度。将近50度的巨大温差让每一次出门都成为煎熬。我精确地计算过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能够在室外坚持多久，答案是10分钟，也就是说，每次出门前，我都必须用地图精确规划行走路径，确保每10分钟就能够找到一个便利店或者加油站进去补充元气，否则就有冻伤的危险。
海娜的家距离我家有40分钟路程，其中有一段15分钟的森林小道，找不到任何暖气补给。我对着窗外凛冽的寒风叹了口气，猛灌下一杯热红茶，抓起羽绒大衣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天上的云被拉扯成丝絮状，像棉花糖一样铺散在碧蓝的天空，这是我在屋子里最爱看的景象，此时却无心观赏。寒气一丝丝渗入骨头，我把身子压低，专心以最小的面积和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一段路程。
海娜在门外挂了一串彩色的藤圈，于雪地中格外显眼，老远就能看到这跳动的色彩，宛若上帝的召唤。我已经冻傻了，双颊通红，鼻涕横飞，暴露在空气里的皮肤全然失去知觉，眼前的道路早已消失，唯一心念的就是向她的藤圈朝圣一般扑过去。跌跌撞撞走到她的门口，她笑盈盈地打开房门，房门上挂着铃铛，欢唱着迎接我的到来，原来她已等候我多时。我的身体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包围里，渐渐被解冻，柔软下来。回看窗外，白色的大地褪去狰狞的面孔，露出温柔的一面，让人不禁怀疑刚才所经历的挣扎不过是一场梦。
“我打算去一个温暖的地方，云南好了，虽然我的汉语太弱，可能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和少数民族也无法沟通，但我真心喜爱云南的照片。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美的地方，除非去到那里亲眼看到。”
海娜的炉灶上有一壶开水正欢快地扑腾着。她打开大茶柜，挑出一包普洱，娴熟地醒好茶，然后泡上一大壶，缭缭茶香随着开水的注入蔓延开来。说起来，和她的相识，也同云南有关。
认识海娜前，她已经独自居住了20年。她的丈夫是个飞行员，这在多年前是个令人羡慕的高级职业，受人尊敬，收入颇丰。可惜，他没能和她一起携手到老，在她40岁时死于癌症，遗下她和10岁的女儿相依为命。丈夫过世以前，她是个吃穿无忧的家庭主妇，习惯了守在家里相夫教子的生活。经济支柱轰然倒下以后，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没有改嫁，而是勇敢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同时在好几家小型艺术品工厂做低级计件工人补贴家计，并抚养女儿长大成人。然而不幸的是，女儿不到20岁便英年早逝，追随父亲而去。海娜的心也在女儿离开的那一天随他们父女而枯萎，用独居来纪念她对他们深沉的爱。
在工作之余，海娜把别的家庭用来家庭聚会的时间用来学中文。她每天都坚持收听中文频道，并已经能够熟练地用汉语对话，却从来没有拜访过中国。和别的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不同，她学习中文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对中华文化的喜爱，而是因为她的一位朋友在闲聊时说这是“传说中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她当时想，也许学习中文能够让她的生活充实起来，于是，一学便是14年。
除了学习中文，另外一个让她的生活充实起来的小事是捡瓶子。芬兰政府为了鼓励废物的再回收利用，要求对每一只饮料瓶收费15～40欧分不等，只有在使用正确的方式分类退还饮料瓶时才返还这笔钱，为此，大家早已习惯在喝完饮料以后将空瓶带回家，等到积攒一大包空瓶以后再带到超市的退瓶点去换钱，通常一大包空瓶能换上10欧，够在超市购置好几天的食物了。即使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会有不少漏网之瓶，成为社会底层拾荒者们争抢的好资源。海娜并不富裕，却也不缺钱花，她所居住的老年公寓旁正是学生公寓，学生们是喝酒派对的主力军，也是浪费瓶子的主力军，她那双勤俭节约的眼睛看不惯学生们乱扔瓶子，便定期去楼道里收捡瓶子，卖了钱捐给慈善机构。
春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芬兰的冬天长得没有止境，去室外撒欢几乎是妄想，所有的人都必须憋在室内，用喝酒来麻痹自己孤独寂寞的心灵。冬天是室内酒精派对大季，也是海娜最忙碌的季节。有一次，学生活动中心办了一个中国主题派对，海娜也过去凑热闹，和几个中国留学生聊得欢快。他们送给她一双少数民族风的绣花鞋。看着这双鞋，她想，也许她应该去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决定把捡瓶子的钱都攒起来，等攒够一张往返机票就上路。
我和她的遇见则是在另外一个派对，那天，人们把酒精聚会搬到了一个大厅里，一瓶又一瓶的啤酒被灌掉，各种胡言乱语开始填补室内的空白，冷清的气氛终于开始活跃一些了。一个穿着绣花鞋的芬兰小老太从门后探出脑袋，问道：“这些酒瓶子能给我吗？”我找不到有意思的聊伴，便帮她一同收拾酒瓶，收着收着就跟她回家，同她喝起茶来，话题从她脚上的绣花鞋开始，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飞舞。
“你觉得如何？”她把茶碗递给我，打断了我的回忆。
“挺好，”我说，“这茶也正好。希望你的瓶子生意昌隆，下下个冬季，我们一起去云南喝茶。”
2。 岳倪
自打来到芬兰工作，就不知道加班为何物。每天下午5点是标准下班时间，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