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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诡计多端又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了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要如何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不可交,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善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
就拿袁世凯来说,既然维新派主动找上门去,说明他在公众面前有一副维新的面孔。而实际上在维新可能成为主流的情况下,袁世凯也确实看到了维新的现实意义,于是马上与维新派打得火热,一副知己的样子。但一旦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才不管什么朋友呢,自己的利益最重要,马上脸色一变,背后的屠刀早已扬起。变脸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因其屡屡奏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着。这种惯于使变脸术的“朋友”,对你永远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心,用得着时甜言蜜语,用不着时就落井下石,所以一旦发现这种小人,就赶快远离他们,千万别被这种“朋友”迷惑住了。
第四部分背信弃义招人恶
“情义”二字在利益的背后显得那么轻薄,当私欲代替了彼此的信用而换来背叛时,方会有人从梦中醒过来。
重情义的人信守诺言,而喜欢放空炮说话不负责任的人,也往往无情无义,甚至把别人的情和义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砝码。对于这样的人千万要小心,稍不留神,你被他卖了可能还替他数钱呢。
战国时魏、楚两国与秦搭界,商鞅向孝公建议:“秦之与魏,譬若腹之有心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魏新败于齐,虏其太子中,杀其将军庞涓,正可趁其人心惶惶举兵伐魏。魏不能敌,必举其都城东迁,则河西(今陕西省黄河以西大荔县等地)之地可尽为秦所有,东出以取天下,帝王之业可成也”孝公以为很正确,就派商鞅为将伐魏。
这时商鞅已是秦国的大良造(秦国所设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地位很高。率兵出发后,警报传到河西,守将朱仓向魏都告急,魏惠王派公子卯为大将赶来抵御秦军。
商鞅是卫国人,所以在未入秦以前也叫卫鞅,姓公孙,又叫公孙鞅。后到魏国求仕,相国公叔在临死前推荐商鞅代替自己执法,惠王不答应。公叔说:“如不能重用,必杀之,勿使之出境。”惠王走后公叔又叫来商鞅,告诉他赶紧逃跑,把对惠王说的话又对商鞅说了一遍,并说让惠王杀商鞅是为了国家,再告诉商鞅逃跑是为了朋友。商鞅说:“他不能听你的话用我,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果然惠王认为公叔在重病之下说的是胡话。在这期间,商鞅同公子卯的交情也很深,初到魏国即住在公子卯家里。公子卯也多次向惠王推荐商鞅,惠王仍然不肯重用。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伐魏,既是为秦国开疆拓土,当然也有向魏王示威报复的意思,听说公子卯率五万大军进屯吴城,商鞅有了主意。吴城是吴起在魏国为将时在河西筑起的坚固新城,易守难攻。商鞅即派人给公子卯送了一封信,谈起过去的交情不异骨肉,在魏国时受到的照顾未曾报答。如今魏国派他来守河西,这些城他就不好攻了,绝不敢骨肉相残,情愿缔盟结约罢兵回去,希望在城外玉泉山相见,为衣冠之会,为表真诚都不带兵,一来商定盟约条款,再就是借机见上一面,因为分别了十余年,有很多话想当面诉说。
公子卯看了商鞅的信,深为感动。他始终认为商鞅是个稀世之才,可惜在魏不得重用。现在秦国为相,大展抱负,他确实为商鞅高兴。现在两方面各为其主带兵对垒,能不厮杀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也渴望同商鞅见上一面。
公子卯不但立即答应会面,还送给商鞅很多礼物让使者带回,一如商鞅离开魏国时赠送盘缠用物那样丰厚。
商鞅也回赠了珍贵的早藕、麝香、白璧,借以表明友谊像早藕一样珍贵难得,麝香一样的芳馥,白璧一般无瑕。信使来往,两人约定三日后在玉泉山会面。商鞅并叫逼近魏城的前营撤回,以示真诚。
吴城守将朱仓提醒公子卯注意有诈,去也要安排好警卫,并请求自己带兵接应。惹得公子卯大笑说:“你把我的朋友看成什么人了?知己之交,人间难得,吾之与鞅,生死不渝,岂肯相欺”
于是公子卯毫不戒备,脱去戎装,只带着一队亲随和掌管饮食、车辆、器物的什从及乐工三百余人,到玉泉山赴会。商鞅在山上等候,见面互相寒暄,谈起从前的交谊,都非常感慨,纷纷坠泪。
公子卯见商鞅随从不多,都不带兵刃,反倒怪自己疏忽,忘记叫亲随将兵刃放到一边。随从们见商鞅态度真诚,口口声声讲通和交好,不打了,无不欢喜,都把来时还存有的一点戒心抛掉,深为公子卯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欣喜。
两方面都摆下自己带来的酒宴,互相推让,乐工奏乐,场面壮观和睦。
然而等到酒酣耳热,公子卯提出缔结盟约时,商鞅却再一次敬酒。两个捧盘的侍役,都十分魁梧。公子卯见酒杯举过头顶,觉得商鞅太客气了,却忽然听到山上号炮连响,看商鞅的神色立刻明白情况有变时,他的手已被左右两个捧盘的力士牢牢压住。这两个扮作捧盘侍役的一个是乌获,另一个是任鄙,都是秦国绝顶的力士,可以力举千钧,生擒虎豹,公子卯虽然武勇,被两个人按住也动弹不得。
他向商鞅问道:“相国莫非相欺否?”商鞅答道:“暂欺一次,尚容告罪。以往在魏多蒙公子款待,难以为报,正欲请公子到鞅家做客耳”
公子卯被擒,顿足长叹懊悔不已。手下亲随、侍役等人全被预先埋伏的人马拿住,滴水不漏,在包围中一个也不曾走脱。
商鞅命军士将公子卯等人的衣服全部扒下,穿到秦兵身上,乌获扮成公子卯坐在来时的车上,带人赶往吴城。城上的人见公子卯回来,随行的人马还是原来去的那些,以为和约缔成,高兴地打开城门,秦兵一拥而进,逢人便杀,商鞅亲率大军跟踪而入,一举抢占了吴城。
朱仓弃城逃遁。秦军迅速扫荡了河西全境,然后进逼魏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东北15里)。魏惠王在两年中接连在马陵、吴城打了两个大仗,再也没有力量抵御,不得已和商鞅订了城下之盟,把河西之地全部割让给秦国,呈上河西版图,国都从安邑迁往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商鞅班师回国,被秦孝公封为列侯,以商于(今陕西商南一带)十五邑为封地,号为商君。商鞅从这时候才开始叫商鞅。
战国无义战,战争双方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商鞅为求一战之胜不惜以情义作钓饵,把诺言当钓钩,这种行为实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对于公子卯来说,对商鞅寡信弃义的本性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稍加防范,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第四部分小心把恩人当垫脚石的人(1)
这世上有一种小人,即使别人对他恩重如山,一旦前面有自己想要独吞的肉食,也会踩上恩人的头顶,对于这种忘恩负义之徒,平常多用慧眼识别人心很重要。
小人遇到恩人的帮助和提携,他日日思夜夜想的不是感恩,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才能尽快地超越恩人的地位。恩人的肩膀能靠一靠的,他会踩着上;如果不可,恩人成了他往上爬的绊脚石,那就对不起了,一脚踹开毫不怜惜和犹豫。
春秋时期,楚国伯嚭一家被佞臣费无忌谗害遭族灭,只身一人颠沛流离逃到吴国。
伯嚭投奔吴国,一则因吴国是楚国的敌对国,二则因为伍子胥同伯嚭一样与费无忌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伯嚭一见伍子胥就放声大哭,先是对伍奢一家的遭遇深表愤慨,接着哭诉全家遭斩的惨痛经历,继之大骂费无忌诱惑君王,杀害忠良,经过一番眼泪和愤恨的表演,才提出请伍子胥看在同国同乡同遭遇的分上,给个安身之地,向吴王举荐一下。
伍子胥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出于对楚平王和费无忌共有的憎恨,也由于相同遭遇而产生的怜悯,虽然原来与伯嚭没有什么私交,但还是决定向吴王引荐他。这时伍子胥的好友被离劝阻他说:“你可不要轻信这个伯嚭呀。据我观察,这个人鹰观虎步,形貌含诈,其品性必贪婪奸佞,专擅功劳,任意杀人,切不可同他亲近。今日重用他,以后必为其所害。”伍子胥回答说:“古语说得好:‘同疾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人还是善良的多,你先不要猜疑。”
伍子胥便将伯嚭引见给阖闾。
在伍子胥真诚的介绍和大力推举下,吴王阖闾也可怜伯嚭的不幸,同情他的遭遇,又见他能说会道,见他频频表示效忠尽命的决心和誓言,就收他在朝中,封为大夫,命他同伍子胥共佐朝政。
同乡之情,“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古训,使伍子胥的感情大大地向伯嚭倾斜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救起的却是一条毒蛇,三十年后,他自己也冤死在这条蛇的毒牙之下。
不过,此时的伯嚭在吴的境况与伍子胥不可同日而语。伍子胥帮助阖闾登位,又协助他建城郭、设守备、实仓库、治库兵,发展了吴国的实力,有大功于吴王,君臣关系亲密;而伯嚭呢,初入吴国,人生地不熟,虽得伍子胥之力而为大夫,实无功于吴国,和吴王的关系并不亲密。身在异国的他,脚跟未稳,羽翼未丰。
他只是谨慎小心地应付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争得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空间。在吴国,这个时候同他关系最亲近的要算伍子胥了,许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伍子胥的照顾。
再说向楚报仇一事不靠伍子胥,凭他伯嚭对吴国的影响能办到吗?这一切,秉承了祖父机敏之性的伯嚭当然清楚。他对伍子胥的依赖,决定了他对子胥的恭敬,这种恭敬的真实性还是可以相信的。向楚报仇是他和伍子胥的共同目的,这种共同目的,使他能与伍子胥同舟共济、互相配合。
公元前506年,阖闾兴兵伐楚,以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