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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它产权结构是不变的，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工商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偿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我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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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制造了GE泡沫 20年生涯白干一场
就在前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5月的中国之行前，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4月底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对备受中国企业界推崇的韦尔奇进行了一次彻底否定。在郎咸平看来，韦尔奇20年的GE生涯等于白干一场，而且还制造了一大堆泡沫让他的继任者和股民受难。
不合理的并购
从1986年开始用GE的案例教学的郎咸平发现，这家公司最伟大的创杂诩是在韦尔奇之前产生的，而自从韦尔奇上任之后，“GE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清朝同治年间因爱迪生的一项发明开始存在的GE公司，在1896年就被列入道琼斯指数，是美国证券交易史上的惟一一例100多年一直列入道琼斯指数的公司。稳健保守的政策使GE保持良性持续经营。“GE最初并不希望用并购的方式壮大，它一直通过研发部门的技术支持自我发展。”郎咸平说，1976年GE以几十亿美元对一家矿业公司的收购是GE100年间惟一一次收购，“但韦尔奇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把一切都毁掉了。”
韦尔奇的并购行动从他上任后的第三年开始。“首先他要推翻前任CEO的做法，1983年出售犹他矿业公司，股票价格立刻翻了一番。”郎咸平说，在GE历史上从未遭遇股票如此大幅升值，“利用股票升值建立韦尔奇的GE帝国的思想，从那时候开始形成。”
从1984年10亿美元并购额小试牛刀，到1985年以62．8亿美元一举收购NBC（美国广播公司），韦尔奇一路“疯狂并购”直到卸任。20年间，韦尔奇一共出售了350项业务，收购900项业务，总共花费1500亿美元，公司营业额从1981年的250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
“GE终于变成什么都干的企业，它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GE了。”郎咸平说。韦尔奇上台之前，GE85％的业务是制造业，14％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比如售后服务之类，金融只占了1％。韦尔奇下台的当年，GE的一半已变成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只占25％，另外25％是各种类型的服务业，包括电视台等。“股价继续上升，股票市场有一种兽性的冲动无法解释，但泡沫迟早要爆破。”
郎咸平认为更糟的是，韦尔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并购策略，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风险。GE涉及的14个主要行业里面，在全世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包括飞机引擎、广播事业、国防工业、金融服务、运输系统、医疗系统以及家电产品，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加在一起是最好的吗？”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你这么忙，帮我把它们收购起来。作为一个股民，有一百家好的公司我们买一百家股票不是很好吗，何必买GE一家的呢？”郎咸平说，一百家公司的老板集体发生错误的几率是零，但是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发生错误的几率非常大。“他犯错误的话这一百家都错了。GE的中小股民到了2000年以后就是因此而遭受滑铁卢。”
低效率的金融业
韦尔奇最为自豪的GE金融业务，在郎咸平的眼里变成韦尔奇所犯错误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过。郎咸平认为正是金融业务的拖累降低了GE的盈利水平和市盈率。
郎咸平说，韦尔奇20年间把金融业做得很大，把其它行业极力压缩，然而，最后大部分利润却来自被压缩的行业，他所极力鼓吹的金融业利润贡献却非常微薄。
郎咸平的研究发现，GE金融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在20年间由1％增加到50％，但其利润贡献却只有25％。制造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由85％下降到50％，却创造出整个集团75％的利润。“制造业才是韦尔奇上台以前的GE核心竞争力。”郎咸平说。
“市场开始反思，如果当初不进入金融行业的话，GE还做不大，金融行业帮助GE不断收购，这叫做火上加油，加速恶化。”郎咸平说。
在GE所进入的八个行业里，利润除以收入得出的单位收入里面，只有金融业在10％以下，其它行业都是两位数字。“而其它七大行业都是韦尔奇不要的行业。”
“航空引擎、能源系统、电厂，这些东西都是在韦尔奇时代以前就有的最强项，20年以后都出问题了。”郎咸平问，“韦尔奇传奇到底在哪里？”
郎咸平说，“韦尔奇把GE的一半变成金融公司，所有股民都得为此错误决策付出惨痛代价，市盈率会从48跌到1520之间，这就是市场反省之后的结果。”
GE泡沫的受害者
韦尔奇卸任一年之后，GE股票价格由他卸任前2000年8月的60美元跌到2003年2月的24美元。而在2001年韦尔奇卸任的那一年，GE利润增长只有7．1％，是10年以来首次低于两位数的增长。
实际上从韦尔奇开始收购霍尼韦尔股价已经大跌。郎咸平说，“韦尔奇退休已经不是激流勇退，因为市场开始反思了。”
“韦尔奇创造的GE的股价跟大市相比——一个是标准普尔，一个是道琼斯指数——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东西就是一堆泡沫。”郎咸平说。
安然事件发生之后GE股民开始怀疑，GE创造的一切是不是真的。“结果很不幸，GE新任CEO伊梅尔特在2002年4月11日公布第一季度业绩，发现盈利比上年同期增长17％，但是现金流下跌50％，股票大跌6％。GE的股价大跌6％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超过全世界90％国家的GNP。”
伊梅尔特上台之后非常清楚GE电气的问题，但要完全改变韦尔奇的策略，把不好的行业全部卖掉或分拆上市，他不敢。“你一卖市场就知道：原来韦尔奇20年都搞错了。对市场的冲击太大。”
“前任CEO那么伟大，伊梅尔特一样业务也不敢卖，GE股票又在下跌，他该怎么办？最后他不得不完全模仿韦尔奇。”郎咸平说，伊梅尔特收购的比例都和韦尔奇一模一样，30％金融，70％其它。但市场的反应却完全是相反的，韦尔奇在下台前几年收购了十个项目，其中有六个项目收购时股价是上升的。伊梅尔特从2001年到2003年底收购了17个项目，只有两个项目股价是上升的。“到了伊梅尔特时代，做什么都是错的：卖掉业务股价跌，不做事股价跌，做事和韦尔奇一样股价照样跌。”
郎咸平至此已经把韦尔奇的业绩打扫干净：“韦尔奇20年的革命成就不过是1520倍的市盈率而已。这一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韦尔奇的传奇是不可被复制的，一个不可被复制的经营策略是不值得学习的。”
我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私人产权
《21世纪》：目前，国资委叫停了大型国有企业的MBO但是，一个大型国企下面往往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小的公司。这些小公司MBO，似乎不在国资委的禁令范围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国资委的禁令只具有原则性意义还是能起到很实际的作用？
郎咸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大型国企下面有一两千家小国企，你是不是都要把它卖给私营企业呢？我的答案很清楚，就算交易价格公平也是不行的，因为这牵涉到政府权力移转和缺位的问题。大型国企的职业经理制度必须彻底贯彻，包括它的下属企业。
《21世纪》：近几个月来，国资委开始关注并对MBO作了重新审视和政策调整，你认为调整的效果如何？是否向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郎咸平：坦白讲，调整的速度很快。以政府的角度讲，能这么快地顺应民意，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这点我是非常肯定的。目前在技术层面上，国资委在不断努力，希望能够把产权交易做到公开、公平和透明。但是在理念上，我认为政府的把握还是需要改进的，例如我前面一再谈及的政府权力移转以及缺位的问题。
《21世纪》：“96号文件”确立国企产权交易的六条规范标准。如果在坚持这些原则的情况下进行产权交易，您认为能够确保交易公平吗？为什么能或不能？
郎咸平：这些政策可以解决个体A跟个体B的交易问题，也就是可以解决第一个误区，但是无法解决我前面一再说的政府权力移转和缺位的第二个误区的问题。
《21世纪》：目前有一些学者提出，由于特殊原因，部分国内改制的企业其实不是纯的国有企业，而是集体企业。因此改制过程中，必须考虑这部分资产的特殊情况，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郎咸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清楚的陈述。我想了解当初100％的国有资产怎么在你经营之后就变成了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转换的过程。
《21世纪》：国资委对未来的MBO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以前的MBO又该如何处理呢？
郎咸平：目前国资委对这个问题不正面回答，但这是国资委将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外，还有以前贱卖给其他民营企业家的国有资产应该怎么处置？因为法律与行政命令不得涉及既往的原则是个铁律，这是不好违背的，因此对于资产转移的本身是无法追究的。
但是，如果这些过去的交易是不公平交易，政府还是可以追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