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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亿港元（参见2001年5月号《新财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那是中国GNP的1/36（2001年中国GNP预计为1。14万亿美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香港现行法制基础上，百姓竟申诉无门。
香港法制系统如同英美等国，属于普通法系。在普通法系的架构下，法庭的判例以案例与陪审团为主。对于“银广夏”、“猴王”这类案例而言，陪审团的判例基本上不需要法条的支持，而只需老百姓主观认定。
举例而言，当法庭询问陪审团有关“银广夏造假”是否有罪时，陪审团成员不需具备任何法律素养，可以仅凭本身的主观意识决定其是否有罪。但以中国的大陆法系而言，一切判案必须以法条为基础。当法条不健全时，比如“银广夏”、“猴王”案例，整个司法系统简直对其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困境。
普通法系对于弱小股民的保护是优于大陆法系的，但为什么香港老百姓仍是申诉无门呢？主要是因为普通法系对证交法的执行而言，也不是全无障碍的。以香港来说，我们目前所欠缺的是“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但以香港2001年所修订的证交法案来看，这两个政策的推行基本上是被利益团体所操纵而胎死腹中了。我必须指出，证券市场法制化的推行是痛苦和困难的。就算是在美国也不能免于利益团体的干扰。但为什么美国人能而我们不能呢？
1933年以前的美国股市正如今天的亚洲股市。从1929年到1932年间，美国纽约证交所的市值由89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在这期间投资者信心完全崩溃，许多股票甚至完全无交易。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美国股市的崩溃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问题，而是投机因素使然。当时全美55％的个人储蓄均用在炒股上。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融资（margin）方式炒股。但对于融资度却没有限制。虽然当时最大的放款者是证券公司，但其融资却大部分来自于银行借款（这是否与亚洲极为类似？）。当1929年股市大崩盘来临时，造成连锁反应：银行逼迫证券公司还钱，证券公司强卖客户股票，从而造成股市进一步下跌，银行进一步逼迫证券公司还钱……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国会在1933年时针对此事进行了听证。听证报告指出，20世纪20年代（1929年崩盘以前）股市之所以那么兴旺，主因是证券公司的炒作。证券公司发售股票时，自己先行大量买入，造成股价攀升，而不知情的投资人随后跟进（就是中国股市所谓的“与庄共舞”），造成股价进一步上升。证券公司与庄家随后就将股票卖予散户而大赚其钱。
当时有充分证据显示，上市公司造假情况非常严重（有如中国的“银广夏”），而公司内部人也大量进行内幕交易，掠夺小股民，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上市公司根本不注意信息披露，甚至不出年报。此外当时尚未建立股东大会代理制度，更让上市公司为所欲为。
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步当时全国都反对的险棋—加强法制化以维持股市的发展。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罗斯福的智囊团正在拟定国家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而以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为主的智囊团们也要求总统制定严格的证交法，其理念就是将政府力量引入股市监管。罗斯福总统虽然不能完全明白监管与股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第六感告诉他，“这将是美国未来百年强盛的基础。”于是他毅然接受了加强监管的理念。
当时证交法分为《证券法》（Securities Act）和《交易法》（Exchange Act）。《证券法》授权联邦交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mission）监管一级市场的市场规则与信息披露，《交易法》则罗列美国国会对美国股市前述的调查结果。
由于《证券法》主要为一级市场信息披露，不太涉及政府干涉，所以很快获国会通过。但《交易法》不同，由于该法罗列股市众多问题，因此政府强力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证券界担忧法制化会造成股市萎缩（中国股市对加强监管的呼吁似乎就有类似反应），因此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为让《交易法》顺利通关，美国政府当时做了不少让步，最大让步是成立了美国证监会。为什么呢？因为证券界不希望联邦交易委员会介入，尤其不希望时任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同时高呼管制的兰德斯（James M。 Landers）介入，因此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政府的代理机构，即美国证监会，而美国证监会仅可以负责股市监管。在证券界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又让了步，允许证券界的大庄家出任美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那人就是肯尼迪（Joseph Kennedy）。
这位肯尼迪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当时发展至此，我们只能对美国的证监制度捏一把汗—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利益团体低头。但大家是否记得，美国国歌中有句歌词“天佑美国”。因为除了天佑美国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可以解释其后戏剧性的发展—美国证券界人士做梦也没想到，肯尼迪竟然在日后善用自己以往的违规经验，变成证券界违规者的大杀手。而他甚至聘任兰德斯与道格拉斯做他副手。道格拉斯是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
他们三个最大特点是绝对冷酷地推行法制化—我反复提及的“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制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因为肯尼迪等人透过自身的炒作很清楚地了解到，整部证券交易法无论你写得多漂亮都是没用的，只有“执行”才是关键。而执行的利器正是“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
美国的这段掌故虽然显示“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的诞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目共睹的是，其对美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贡献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希望中国会重复美国当年的偶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但作为智慧的人类，我们理应具有这样的理性和能动性，将过去的偶然提炼运用为今天的必然，理应吸纳前人之鉴，跳跃曲折反复的试错过程，一步到位地建起经时间证明为优秀的监管制度。我们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民的规则。
我在此期《新财富》中特别剖析几家在香港上市的本地公司与中资公司的资本运作手法，是想让读者由这几个案例看到相当复杂的股市操控与内幕交易手法，看他们如何在法律的边缘与空隙中玩杂技魔术，且手法高超得如何让人叹为观止、匪夷所思。
试想，作为杂技魔术的观众—小股民，要举证说清楚其杂技的原理、魔术的窍门及每个细节，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但当法律授予全体观众在台下齐声呐喊的权利，要求演员把其伎俩解释清楚时，那么杂技魔术的每个细节自然会毫不费力地大白于天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赞赏“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的理由。
论国企老总信托责任：良心何以沦丧至此
“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 没有良心，你们这一代接受的教育、面临的机会都比我们要好。”有“郎大炮”之称的郎咸平昨日做客华工，就产权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为学生作演讲，在提及解决方法时向在场学生们热情阐述以上观点，说到激动之处忍不住拍案而起说：“作为一名学者，我就是要唤醒每一个人的法律意识，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能不能传到你们这一代，这都是我所担心的。”
实际上，比起面对企业家，面对媒体，昨日的郎咸平明显温和许多。他此次来华工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和九龙总商会主办的“2005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此次演讲是该计划的第一课。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脱稿演讲中，一向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他博得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民营企业家看到我像看到鬼”
“民营企业家看到我都像看到鬼一样。”郎咸平一开始就把学生们给逗乐了。
有“民企杀手”之称的郎咸平自称有一张乌鸦嘴：“一个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最怕被我说。因为，我一说，这个企业要么出名了，要么是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他不改“杀手”本色，马上对国企老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的企业家做得不好就怪体制，做得好就是个人功劳，对国家和人民完全没有信托责任，这是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信托责任”就是平时老百姓说的“良心”。
他随即将矛头指向国内某知名家电企业，直言企业在20年后就变成眼下当家人第二代的资产。“产权改革必须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在国家利益前提之下的话，不容许国有资产慢慢流失到私人口袋里面去。”
“中国妇女会成别国保姆”
“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郎咸平直指中国面临“美国道路”和“菲律宾道路”的选择，而其中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信托责任。郎咸平的一番“惊人怪论”引起了在座大学生的议论。
他说：“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
他说，中国盲目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没有把西方经济的基本精神：对国家、对老百姓的信托责任引进来。
郎咸平最后为大学生们敲响了警钟：“这样下去，经济衰退，我们国家的妇女也会像菲律宾妇女一样成为别国的保姆。”
“体会到毛泽东被围剿时的心情”
一贯“口无遮拦”的郎咸平引起那么多的争议，有没有感觉到疲惫呢？面对热情的大学生，郎咸平坦言，在以往几次大讨论的时候，中间的过程十分艰难，“我要挑战的是中国的利益群体，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我体会到了毛泽东被蒋介石围剿时的心情。”
学生们用掌声回应了郎咸平。
■人物速写
一头标志性的“郎式白发”，简单的白衬衣黑西裤却掩不住郎咸平特立独行的气质。
郎咸平一踏上讲台，就冲台下问：“这里没有记者吧？这里没有记者吧？”演讲到一半时，他又突然问：“我们这里没有企业家吧？”其“顽童”气质即刻博得学生们的掌声。
“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民营企业家看到我都像看到鬼一样。”一向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郎咸平博得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人物档案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所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理念，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
■对话
昨日，郎咸平一改其令人生畏的“民企杀手”形象，耐心而温和地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原定45分钟结束的演讲因此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要强调全民信托责任”
学生：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法制不完善的问题，也谈到西方国家因为法制化而强盛的例子，那中国法制不够完善是不是由于我们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呢？
郎咸平：中国为什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主要原因是没有集散中心。我们拥有政治城市、历史城市，惟独没有商业城市。没有货物大量积累，就不需要现代意义的银行，不需要合同，也不需要现代意义的股市证券市场等，导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多年战乱洗劫后，明白了国家成功的基础在于全民信托责任，而信托责任归根到底需要法制化建设。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完善中国的法制，强调全民信托责任。
学生：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人缺乏信托责任，其中除了法制化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郎咸平：“信托责任”指的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良心，我越来越不了解我们的良心何以沦丧至此。你看一个美国的中餐厅，对一个中国厨师百般笼络，给他股权，但他还是要跑，而美国人不一样，你只要给他薪水和退休金，他就会留下来。这就是有没有信托责任的差别。
“我们这代要早点被淘汰”
学生：毕业后，我们要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您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怎么去应对？
郎咸平：不仅仅是你们，我也会这样，出去唱一下卡拉OK回来也就忘了。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忘记，一有负面新闻出来，你看到了就会想起，哦，这个是因为信托责任的缺失造成的。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
“中国不缺法律，缺少执行”
学生：我却感觉中国现在各种法律越来越完善，我们的法制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郎咸平：中国目前不缺法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