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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法律，缺少执行”
学生：我却感觉中国现在各种法律越来越完善，我们的法制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郎咸平：中国目前不缺法律，而是缺少执行。政府要推动法制化建设，就是要加强执法力度。我就是希望到处演讲，把这个问题跟更多的人讲清楚。
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障良心
开放以后，内地曾有不法之徒来到香港，冲进金铺抢掠，洗劫一空之后从容离开，无法无天，人称大圈仔。香港警方应对之时，要求内地协助，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绳之以法。现在有极少数国内企业到香港上市，就是白领大圈仔，相当于在股市上明目张胆巧取豪夺，两地应该加强执法的合作。
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以史为鉴，美国1929年的股市，有的上市公司照样圈钱！就是因为有严刑峻法，终于使其守规矩；不得超越雷池。
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对股民都缺乏应有的信托责任。以国有企业而言，其管理者往往着重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应有的责任。经营成功的管理者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也正因此国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他们有多么卓越的才能，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正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信托责任，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英美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因为“信托责任”这个观念在英美国家有着法律上的保障。原因何在呢？像“信托责任”这样虚幻的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很难条文化，而在英美这样采用判例法的国家，其法治体系就可以保证上市公司对股民应有的信托责任。有无信托责任是股市能否发展好的惟一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比较完善的股市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的原因所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因为信托责任无法立法，股市大都不能健全发达。没有法律约束，不履行信托责任就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股民信心屡受挫伤；一蹶不振，中国股市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像银广厦，造假之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经营者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的制裁。立法落后于犯罪，类似的问题自然会相继出现，也是创维此次在香港东窗事发的根本内因。
今天，中国股市若要从美国引进什么制度，不是要引进美国的基金、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而是要引进美国股市严格的监管机制。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救中国股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中国的股市还是没希望。
当前中国股市很难建立信托责任，甚至连基本的观念都没有。当前股市的问题不是出在股民身上，而是上市公司对股民没有信托责任。让股民对股市有信心的话，就必须建立起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美国股市为什么能立足于长期投资，正是基于其严格的监管机制。它不敢操纵股价，不敢搞内幕交易，只能透过技术分析来买卖股票。如果你没有数据来支持买卖行为的话，那你就是违法。而事实上，当前中国股市发生的所有问题，诸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以及利用银行资金炒股等问题，这些都在1932年以前的美国股市出现过。但随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他赋予了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美国，证监会的法力是无边的。它可以直接发传票，它可以传召任何人与任何物，而且任何单位都不能拒绝，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此外，美国证监会还可以提起公诉，上至刑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因此，美国股市才得以从1933年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的良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光靠呼吁道德良心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刑峻法支持才有用，否则的话，股市是永远不会健康发展的。
当前我国股市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投资者没有办法来客观地评价一个上市公司。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坏的，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打个比方说，目前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才罚多少钱，不过50万元而已，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阻吓作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对中国股市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如果你们3年前听了我的劝告，今天你们就不会被套牢了。
直击追问郎咸平
这是《“郎”风暴》的最后一章内容，就公众关心的和郎咸平有关的问题追问他。
陆新之（下称“陆”）：有人说，在中国做事，要有适应中国的做法，郎咸平的观点可能很对，但是方式太过张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去年，或者以后，你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一些，锋芒不要那么锐利，会不会对弘扬你的学术观点更加有益？
郎咸平（下称“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只能包容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去适应或巴结这个制度的人，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这个前提是不容妥协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气节就要表现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百姓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谈论什么话题不能够纯粹的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而夹杂着太多为自己好的私心，我相信我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而遭到挫折，我将无所畏惧，因为我早已经有了林觉民的心理素质。
陆：你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人所共知，你觉得自己未来在学术的那些领域还能有更深的造诣？案例研究方面，有没有到一定程度就停止的可能？你估计自己在学术上面的成就，还能够去到那个程度？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财务学或者金融学家？
郎：金融学家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也很强的。我曾经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我目前的国际学术地位，因此我不会放弃的，而且会继续努力。但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金融学常识，例如我最近常常谈的〃新法治主义〃就和金融学无关，而这是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积累所得出的结论，我未来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努力钻研。事实上，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还是理念性的大问题，例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正是目前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所戮力奉行的圭臬。事实上国内专家对于他的理念是理解不够的。他这个主义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完成，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才可行。如果没有先行推行法治化的建设，新自由主义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同菲律宾，拉美和苏联的改革困境。针对他这个理论的缺失，我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的思维，希望能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思维。只有完成了法治建设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才能推行。因此我不希望我被简单的定义为金融学家，我想我应该被定义为经济思想家比较符合我的理念。我未来的努力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经济思想家，我还不想只是顶尖的金融学家而已，那目标太低了，虽然目前我在金融学界已有了这个光环。
陆：教学生涯目前能够给你相当好的回报，所以你能够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坚持。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有一天，可能教学的回报减少了，不一定你能够获得现在数额的收入，那时候，你会不会略为妥协？或者说，你像90年代一样，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仍然能够安于独立研究？
郎：由于整个社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期望，因此我一定会坚持保有我的独立和中立性，这点我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做出保证。如果真的像你不幸言中收入大减的话，我也希望关心我的读者赏我一口饭吃，（大笑）究竟我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但是我多年积累的独立和中立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支持。〃
陆：有人说你一直向公众说话，向广大社会呼吁支持，是要挟民意，是对经济学界的颠覆和破坏。你能告诉大家你不断公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嘛？
郎：我不会轻慢任何人。你其实应该了解，我始终对争论的对手给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你看我，从来没有反唇相讥，纠缠语气和情绪。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甚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不需要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因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作判断。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你那时候就认识我，你看到的我研究的结论，和今天你看我研究的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
陆：在你的观点之中，最被反对的是你认为国企优于民企，觉得你开历史的倒车，维护国企代表的垄断和非市场的权益。
郎：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不赞成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反对的，还有所谓让管理者占便宜的MBO。至于认为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的说法，那是这么说的人要么没有看我的论述，要么就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陆：你对于民营企业家有严厉批评，会不会担心，他们日后会避开你或者抵制你。大争论以来，你觉得，找你的民企或者国企管理人，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你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郎：你这个想法错了。确实有小部分民营企业家讨厌我，但是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尊敬我的学术思想的，而这也是为何我上课时，最喜欢来听我课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因为我的观点对他们有用。如果民营企业家想听巴结的话的话，那多的是经济学家会这么干，但是我对民营企业家无缘无仇，我没有打击他们的意思，他们愿意听我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我的批评都是有根有据的。如果德隆早听我的话，而不要到处打击我，他们今天会落得如此下场吗？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
陆：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还有那些海外的媒体或者同行知道你引发的这次大争论，他们报道之中对你的态度如何？
郎：最近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要求采访，包括北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等。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是对我的反产权改革的观点高度的重视。我的回答和我在国内的演讲发言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陆：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现在，你会对你的观点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吗？您从这场大争论中获得了什么？
郎：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怎么会改变呢？当然，这个期间我受到很多启发，例如是网友的发言，现在我的表达方式也会有调整，但当然不是根本信念和研究成果的调整，我这么多年积累的学术观点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陆：你现在主力研究中国企业案例和经济现象，那么还有没有其他论文在写作，保持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趋势呢？
郎：有的，今年春季马上会有一篇，正式发布后可以提供给你。我虽然研究中国，但是其他大样本范围的论文是从来没有停止研究的。
陆：有人说你不断发起批评，是背后有想法的。那么教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除了学者身份，还想去做其他的社会角色，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证监会的官员？
郎：坦白讲，我并不想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证监会官员的位置。我这样讲绝对不是矫情，这样的位置当然重要，但是有更多比我更适合的人去做这些位置。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