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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此理，笔者曾以急性感染性疾病及慢性病为例来说明。
（1）先举急性疾病：乙脑（乙型脑炎）、流脑（流行性脑膜炎）、结脑（结核性脑膜炎）、大叶性肺炎、肠伤寒、钩螺（钩端螺旋体病）、恶性疟疾等几种病。这些病，按西医的“辨病”论治来说，它们各自由乙脑病毒、脑膜炎双球菌、结核杆菌、肺炎双球菌、伤寒杆菌、钩端螺旋体、疟原虫等等完全不同的病原物所引起。病原不同，“病”也不同，病原找到了，诊断便可确立。然后是按各自病原病因进行特效治疗及支持治疗。而且以上各病只要病原不变，不论病程在什么阶段，它的病名始终不会变。比如乙脑，它只有早期、中期、极期、恢复期、后遗症期等的不同，但乙脑始终是乙脑，病名、“病”不变。假定西医这种分类是“纵”的方向。那么，再看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横”的分类诊治方向。现在请看：以上各病，在中医学里，一般都属“温病”范围。如前所述的，中医不能用病原物分类，所以不管这些病的病原物是什么，还是以“证”为主，“证”既确定，诊断就可确立。以目前最常用的“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辨证规律来说，则凡以上各病在初起阶段而有发热，恶寒（怕冷或寒战）或头痛、咳喘、舌红苔白薄、脉浮数等表现时，就叫“卫分证”。这“卫分证”，就是此病此时（阶段）此地的诊断名称。（当然卫分证之下还可细分风寒、风热、风湿等证，为简单举例，不赘述，下亦同。）治疗大法是“清热解表”。如果病情发展了，出现了大热（高热不退）、大渴大饮、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数洪滑时，这时也不论它们的病原是什么，一般都叫温病的“气分证”，这也是此病此时此地的中医诊断。（笔者一再提“此地”二字，是说明中医诊断的“证”，可动态变化到地区不同，“证”也不同的，前举某年石家庄“乙脑”与次年北京“乙脑”，因地区、气候不同，“证”也不同的例子就是明证。）既入“气分证”，一般以“白虎汤”加减治疗。如果病再发展，病人有高热不退、谵语（说胡话）、舌绛（紫红）、苔黄燥、脉洪数等时。此时诊断就一律叫“营分证”或“热入气营”证，要用“清营开窍”的治法而用“清营汤”等等加减治疗。如病情再发展而有出血、皮疹等表现（如流脑的华一佛氏综合征皮疹、肠伤寒的玫瑰疹、钩螺中的大出血等等）时，这时中医又叫“血分证”，就要用“清营凉血”的治法而用“犀角地黄汤”之类主治了……具体治法，详见“温病学”中，此处只举其理论原则及框架。由上可见，虽然西医的“病”不同，但当中医的“证”相同时，治法也相同，这时的“证”，相对于西医的“病”来说，就有“阶段”的含义，而有“横”的方向了。
（2）又举慢性病诊治法则为例：西医病名的肺结核、慢性肠炎、慢性肾炎、各种慢性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等。以上各病，从西医“辨病论治”看来，它们各自属于呼吸、消化、泌尿、心血管、神经等系统，各有自己的病原病因，也各有自己的特效疗法和一般疗法。病名一经确定，诊断便可确立，然后治疗。且不论它们处在什么阶段，病名却不变，比如肺结核就永远是肺结核，就是完全治好了习惯上也还叫“老结核”。这也是一种“纵”的分类诊治方向。而在中医学里，上述各病，当然不知病原物是什么，也不知病的所属系统是什么。它就把这些病的慢性期统统叫“内伤杂病”（这“内伤”，不是指伤科的“内在创伤”，而是泛指体内的慢性病）。既然连病原、病因都不知道，那治什么病？请别急，中医先生还是拿出他们的法宝：一切以“证”为主，“证”一确立，便可论治。比如凡他们之中有体虚乏力、头昏耳鸣、失眠、健忘、腰膝酸软、遗精（女的月经不调）、盗汗（在睡醒之际出汗）、舌红苔少、脉细数（快）等表现时，就叫“肾阴不足”或“肾水不足”证，就用“滋肾养阴法”主治。如果另一病人或上面同一个病人转成有神疲乏力、四肢倦怠、少气懒言（没有力气，话都懒得讲）、头昏思睡、纳差（食欲不振）、便溏（大便不成形）、常自汗（白天异常会出汗）、舌淡苔白薄、脉迟弱（脉慢而无力）等时，也不论它们的病原病因是什么，都叫“中气不足”证。这“中气不足”就是此病此时此地的中医诊断，一般以“补中益气汤”主治……其余可类推。也是“病”虽不同，但“证”相同了，治法也必相同。同样地，如果将前面西医的分类方法理解成“纵”的方向，那么中医的“证”就是“横”的分类方向了。
有的人（也包括笔者早期），因为不了解这个“治病”与“治证”的纵横关系，当看到以西医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病”，而在中医看来是相同的“证”，因而用了相同的方药时，就感到不可理解了。比如流脑和恶性疟疾，当它们同样处在同一阶段而出现“气分证”时，此时中医同样用了“白虎汤”，这时西医会说：“乱弹琴，一个是用抗菌素的病；一个是用抗疟药的病，都用白虎汤？笑话！”另外，又当西医看来是同一个病人的同一个病，因为病的阶段不同，“证”当然变了，中医用了不同的方药，也同样不可理解了。这个仍以乙脑为例，当它病在中医的“气分证”阶段时，用了“白虎汤”，但当此病转入“营分证”时，中医再复诊，换用了“清营汤”。西医一看，说：“又乱套了，白虎汤、清营汤，组成完全不同，可病人却仍旧是乙脑呀！赶快别让他来会诊，别弄乱了！”看，中西医之间，就常常是这样打不完的“官司”……这是笔者早年亲身的经历：即早年西医概念特强时，未懂中医，就曾如上面那样笑过中医；后来学了中医，而且管过乙脑病房的会诊了，反过来又慨叹有的西医不明中医了。而今有感于斯，故现身说法作此之言。
【问】上面说了许多“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不同，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的一面呢？
【答】有，下面举例说明：中医里的“喘症”一病，中医将凡有呼吸急促症状的病统称为“喘症”。其中先分“实喘”、“虚喘”两大类。“实喘”类如西医的支气管哮喘发作期一类的病（但当它慢性或机体衰弱时又可并入“虚喘”之中）。中医叫“外邪束肺”证。治则是“宣肺解表”法，常以“麻杏甘石汤”等加减治疗。“麻杏甘石汤”组成：麻黄（去节）、杏仁（去皮尖）、生石膏、甘草。而其中的成分某书刊曾阐明其功效，以现代西医药理学分析证明：其中麻黄是麻黄硷的生药，功同西药麻黄素，能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等。杏仁含杏仁甙，经酶水解后，所产生的氢氰酸对呼吸中枢有镇静作用，石膏能减少血管渗透性而有消炎之功。如此一分析，就和西医疗法的原则用麻黄素类药、用化痰止咳药以及消炎抗菌药的道理基本一致了。“虚喘”，类如西医心源性呼吸困难等病。中医属“肺肾两虚”证，要用“益气定喘”、“补肾纳气”法。属热时宜用“生脉散”；属寒时宜用“参附汤”、“金匮肾气丸”等加减治疗。生脉散的组成：人参、麦冬、五味子。”参附汤的组成：人参、附子（炮去皮）。此二方中的主药人参，西医药理证明有增强中枢神经兴奋性，有强心及调整新陈代谢等良好作用，五味子能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及有调节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且无积蓄作用等等。由此可见它们也是和西医的处理原则是暗合的，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但要注意，上面两者原则相似，却不是“绝对相同”。
【问】探讨“辨病”与“辨证”有什么意义？
【答】我们所以这样分析比较，目的是加深理解，一是不致因中西医体系不同而偏执一见；二是更可因此深入问题的本质，找出它们结合的苗头和思路。比如笔者以前就曾提及上面所举中医的“温病”治疗规律，其中的白虎汤、清营汤等，事实证明对不同病原引起的所谓“气分证”、“营分证”时都有效。它们这个效果到底是对病原物起了作用还是通过了另外的途径？如果是作用于病原物的，那为什么相同的方药对各种完全不同的病原物都有效？它们有什么共性？道理又何在？如果是通过其他途径起了作用，那又是怎样的途径？作用如何？这些作用在现代医学或其他学科里又如何解释和升华？又如何将它的理论回过头来指导实践？……总之，经过比较，深入探讨之后，才能有所发展和提高，从而融会贯通，为今后的结合乃至新医药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其实，同于以上的思路，早期上海第一医学院脏象研究室的关于中医“肾”的研究，就早已得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了：他们就在西医病名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妊娠毒血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神经衰弱等六个从西医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病”，而在中医同属“肾阳虚”这个“证”时，用了“温肾阳”的方剂都有效的这个“交叉点”上发现了苗头，跟踪做了大量的实验，最后得出了现代医学的解释，即：中医辨“证”所说的“肾阳虚”时，就相当于西医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紊乱”的结论，这是真正中西结合的解释和成果！启发意义极大！（见《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年第4卷第8期吴咸中著《光明的前景，广阔的道路》一文。）
【问】请再举例详述中医辨证论治的优缺点。
【答】可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点：首先它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即从病人得病后进行综合概括，易见全貌；还有是有很强的考察疾病变化的“动态观念”——即把疾病放在不断变化的观念下去考虑。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疾病是致病因素与机体感受性、抗病力、免疫力以及外界条件等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证”就正是这个过程的体现了。因此说“治证”更全面、更本质，所以特别适宜那种病情复杂因而全身失调的慢性病。又举例：冠心病，是国内外的几大难症之一。用西医“治病”的方法，对较单纯的病例，从各种药物到手术疗法，针对性强，效果好，是事实。但对病情复杂的病例，局部单一的疗法就显得顾此失彼而少良策。此时，中医“治证”的疗法就显出优势来了。这类例子，中医老先辈蒲辅周在他的验案中就有记载，如其所遇到的四个冠心病病例，都是复杂的疑难病，蒲老就用了四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治疗，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特别具有示范启发意义的是“胸痹（心绞痛）”一例，生动具体地说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动态平衡观念的正确。患者除了有“心绞痛”主症之外，还兼有慢性胆管炎、胆绞痛、迁延性肝炎、慢性肾盂肾炎、肾绞痛等病，可说是集几种目前世界上最棘手的疾病于一身了。病程已六年，住过国内外著名医院，几经高手，未见显效。长期卧床不起，心绞痛多达一日剧发5～7次，病情之难杂，可说是已到极顶。但最后在蒲老细心辨证施治下，病人终于出院而且回新疆工作了。细看书中蒲老先后诊治经过，他紧紧地抓住了病人各个阶段的“证”，前后换用了许多方剂和药物，因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蒲老为什么要换用那么多方剂？原因是这个病人的“病”多，“证”更多，每个病每个阶段都是一个“证”，这么多的“病”交叉变化了，又是一个“证”，所以这“证”就特别多。改换的方剂多，药物加减也要多，这样才能丝丝入扣辨证明确而取得全面的效果。辨证论治的优越和重要，在这类例子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也经受了严格的对比与考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余可类推。（见附注1）
“治证”的缺点是它笼统模糊，无针对性，因为不能定性定量，所以不易普遍重复疗效，等等。比如上述蒲老的“辨证”是高水平了，但因为不易定性定量，可变性大，别人也不易学，也不易普及。现在虽有“专家电脑诊治系统”，但也只能是他本人经验的重现。如何在他的经验基础上利用电脑等现代设备“自动”地发展和提高，正是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索的。
西医“辨病”的优点是它干脆而利索，针对性强，能击中要害。如前举的冠心病，同是这个病，如果病人能早期治疗，当他没有全身失调时，那么西药的作用大而快，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就可控制症状。而各种手术如“搭桥”手术等更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又如前举的肺结核，也只有在西医“治病”研究的基础上，才发现了“病灶”和“结核杆菌”，才因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