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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势力”。１１月２９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１２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①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志，鼓舞了士气。郭军在行军过程中，遵守军纪，受到人民的欢迎，甚至有送开水、米汤的。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１２月１４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１４年的４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赤化隐患；（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 。。 想看书来
郭发通电（2）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
错杀登选（1）
郭松龄是一位优秀的战将，但身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能容人，就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７日，姜登选在德州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任其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先成两旅，移住北镇。于是，姜登选任命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布置建旅事宜。姜登选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休息，就回奉天。此时，他对郭松龄反奉一事毫无警觉。１１月２４日，姜登选由天津回沈阳，路经滦州。那时姜登选早已看到郭松龄发表的通电，已经知道郭松龄造反了。当时，郭松龄随着军部向前方移动，派参谋长彭振国为留守后方司令。姜登选的专车抵达滦州后，彭振国上车，恭敬地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不知其中有诈，便关切地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随彭振国备好的汽车进城，后即被关押在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郭松龄根本没有同姜登选见面。卫士奉郭松龄之命，以送姜登选到城里为名，将他押上汽车。当汽车行经一段沙滩路时，卫士诡称路不好走，请督办下来走几步。待姜刚下车走了两步，卫士即从背后开枪将其打死，随即返回向郭松龄报告。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登选死时仅４４岁。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说有三条原因。其一，是早年结下的怨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许兰洲的部下。那时，为了争权夺势，他们就已结下宿怨。其二，是姜登选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九门口内，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８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的部队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就愤然率队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逐二三十里地，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还抱头痛哭。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用唱京戏的腔调戏说道：“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但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就完全变味儿了。由此，郭松龄怀恨在心。其三，是姜抢了他的地盘。本来郭松龄早就看好了安徽这个地盘，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进驻准备。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似乎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料，发表的却是姜登选任安徽督办。他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撤掉，换上他的亲信戢翼翘。这也让郭松龄不满。当然，这里最根本地是牵扯到士官派和陆大派两派之争。为此，当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中时，也就保不住命了。这是姜登选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与姜登选关系不错的人所想不到的。郭松龄在临死前曾谈到为什么要杀掉姜登选。他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这个自述，表明杀掉姜登选主要是不能使他再去当安徽督办了。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１９０８年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１９２４年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２５年任安徽督办，后加陆军上将衔。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作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刚起兵时，郭松龄心高气盛，以为只靠他的东北国民军就可以打败张作霖的东北军，不需要东北军中其他人的帮助。当时，有些与张作霖平时存在嫌隙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曾向郭松龄传递过欲要合作的信息，但都被郭松龄婉拒了。当时，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澄等人曾派代表来见郭松龄，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在锦州时，阚朝玺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洽合作。阚朝玺当时以热河都统而兼东北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位置重要，装备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是张作相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的一支主力。他的向背，对于这场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汤玉麟拥有骑兵一个师，感到张作霖待他不公，想暗投明主。于琛澄隶属张作相的第十一军，领有骑兵一个师。因为他不是张作相的嫡系，也欲另攀高枝。如果于琛澄反叛张作相，对第五方面军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恰好驻军北戴河，这是郭军出关必经之地。其实，张作相为军团长的第五方面军，下辖只有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如果属于第十一军的于琛澄骑兵师倒戈，阚朝玺的第十二军也倒戈。那么，东北大地姓张姓郭就很难说了。 。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错杀登选（2）
此时，在郭军任第五军军长的魏益三是郭松龄的亲信。在郭松龄给阚朝玺等三人分别写完回电，让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发报时，恰巧被魏益三碰到。邹作华便把电报给魏看了。原来，郭松龄回电仅发表阚朝玺为总参议，汤玉麟和于琛澄为参议，对于索要地盘一事则置之不理。对此，魏益三认为不妥。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立即劝说郭松龄修改，郭松龄不听。军长刘振东和旅长高纪毅两人与郭松龄关系较深，他们也为此事劝说郭松龄，郭松龄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郭松龄还命令霁云的第四军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索要地盘投郭无望，转而投奉。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咎，并应允加官晋禄。两相比较，反差太大。阚朝玺、汤玉麟等在西线对郭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郭松龄军没有骑兵部队。因为在起事之初，骑兵部队都纷纷回到了奉天，没有跟郭松龄一起造反。没有骑兵的穿插迂回，也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益三后来评道：“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①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掌握别人的生死大权。他以反对张作霖军阀的名义举兵起事，开始拥护者众。但即使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心怀异志。有人对邹作华表示怀疑，邹作华为了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没有处理邹作华，只换掉了炮兵旅长职，仍然任命他为总部参谋长。但是，邹作华在战争进行中，同张作霖暗通款曲，甚至对奉军发炮用的是不爆炸的炮弹，对郭松龄帮了倒忙。此外，郭松龄委派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为九十团团长，原想让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与此同时，郭松龄有令齐恩铭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到山海关报告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同时，奉天空军在事变发生时，立即全部飞回奉天。他们不想参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奉天空军司令是张学良，郭松龄改委第三军团的参谋处长彭振国担任。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了。种种迹象表明，郭松龄反奉之举是凶多吉少的。但郭松龄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尤其低估了张氏父子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影响。
大帅惊惶（1）
张作霖看到郭松龄通电之后，大为惊惶。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就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骂一会儿，又回到炕上抽大烟。他不吃不睡，坐卧不安，精神几乎崩溃，对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了。但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在歇斯底里发作后，他认真研究了郭松龄的三个通电。他看到这三个通电内容大同小异。而第二个通电和第三个通电，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求罢免杨宇霆。张作霖便乖巧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１１月２４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２５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２６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２７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２８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４２岁了，这样的病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