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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能用任何方法满意地阐释以下现象：自从1873年的大恐慌以来，美国已经遇到过两次明显的商业萧条，它们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但是它们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恐慌。美国历史上最接近恐慌的一次是1884年5月由格兰特和沃德倒闭引发的骚动，但是这起事件的时间很短，影响也很有限。
然而，尽管我坚持像美国这种发展不完全的国家无法根除经济恐慌的看法，但是我仍然承认，当恐慌发生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事情抑制恐慌的恶化。任何恐慌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款人的审慎及控制力。如果他们失去理智，拒绝任何形式的借款，或者只把款贷给极少数风险很小的借贷者，那么就不可抑制恐慌的发生；而如果放款人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那些比较稳定、安全的贷款人提供服务，也许还可以依靠这些放款人保护那些从银行贷款遭到拒绝的企业，并把恐慌影响尽可能降低。恐慌的抑制取决于保障信用良好的借贷者，以及是否可以制止轻率的行动，即取决于银行的冷静与理智。可以肯定，银行能够减轻恐慌的危害，也可以扩大恐慌的影响，但这要看银行是不是深谋远虑。但现实的情况是，银行从来没有做到这些要求。不过，在过去的25年里，纽约的银行表现得不错，在面对经济骚动的时候做法非常聪明，这是事实。总体而言，银行在自我保护和保护客户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银行的经验让它们可以抑制恐慌的进一步扩展。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美无缺，银行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严格限制，以至于银行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举个例子，现在的法律明确规定，银行必须保证不低于25％的存款准备金率，否则政府就会迫使银行停业整顿。这是法律规定的底线，尽管它非常可怕。事实上，这条底线成为了“恐慌线”，当银行准备金率接近这条底线时就意味着恐慌即将发生。迫近底线的时候，银行就会被迫缩减贷款规模，而且在某些时候，紧缩贷款就意味着不计后果的强行清算。所以，这条本来是想保护银行的法案反而成为最危险的条款，对客户和银行都会造成严重伤害。当货币出现紧张的时候，这条法案就成了引发恐慌的导火索。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银行在遭遇恐慌时可以动用存款准备金，就能对恐慌的发生形成遏制，金融恐慌可能因为这种缓冲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银行无法在规避恐慌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即使有些努力，也收效甚微。当前的法律相反会迫使银行采取很多加剧恐慌的做法；面对法律的阻碍，银行有时候应该联合起来绕过法律的桎梏，尽力弥补这种荒谬法律的负面影响。这类法案只是捆绑美国银行的做法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定，我们应该把它们从法律体系中剔除。不健全的企业理应倒闭，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理应破产，不良债务也应当清算。我们知道完全避免恐慌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恐慌可以洗涤经济中的杂质，对经济并非全无好处。但是如果在宣判日来临之前，法律不能对有罪和无罪的人分别对待，那么我们只能说立法人员应该遭到民众的谴责了。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3）
乔治·希尼
每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在1884年那次短期恐慌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弗迪南德·沃德、詹姆士·菲什（ James D． Fish），以及其他一些少数的配角，他们与这次把华尔街推进危机深渊的欺诈性融资有关联。
人们尊称沃德为金融界里年轻的拿破仑，认为他可以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的同伙也这么认为，所以人们认为沃德应该对这次恐慌负责。但这只是一种夸张而不切实际的看法。
乔治·希尼（Gee I． Seney）就是因为上述两位金融家的操作而陷于危险境地的。希尼白白损失了他的资金，因为投资到错误的领域而未能获得任何回报。他是教堂和宗教机构的大赞助商。如果他研究过丹尼尔·德鲁的教训，也许就会意识到，投资这类企业是无利可图的。当希尼陷入资金困境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扛着，没有一个朋友肯提供帮助。结果，由他全权代表的两家金融机构——都市银行和布鲁克林银行都被拖下了水。另外一家布鲁克林的保险公司把几乎所有盈利的资金都贷给了他，并用都市银行的证券作为担保，结果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1884年的危机中，很少有人能像希尼先生的经历这样有趣。希尼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卫理会牧师，希尼大约在60年前出生于长岛。希尼先生对父亲的教堂非常喜爱。在他的财富达到最高峰时，教堂一直是他首选的投资目标。希尼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22岁毕业后不久进入都市银行担任银行职员。后来，他先后做过银行柜台出纳员和出纳主任。当时威廉先生是行长，雅克先生是副行长。几年前，雅克先生辞职，享受欧洲的假期去了，而威廉先生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希尼先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银行的总裁。
希尼先生此前并没怎么展现他的金融才能，直到最近他才突然开窍了，可以说他是忽然变聪明了。此时希尼先生已经60岁了，极少有人在这时候还能变聪明。
在恐慌前不久，人们一般认为希尼先生很冷静，但反应迟钝，此前也一直没有表现出什么金融家的过人智慧。他是在1879年的投机狂热中引起华尔街注意的，接下来他一鸣惊人，开创了一套独特的投机方法。说起来，这个让他成名的做法也让他脱颖而出，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很快，希尼资产一夜之间就变得和古尔德、范德比尔特、维拉德的资产一样声名远扬了。
希尼先生的主要证券（投机用语中的礼貌称呼）有俄亥俄中央铁路（Ohio Central）、罗切斯特和匹兹堡（Rochester and Pittsburgh）、东部田纳西（East Tennessee）、弗吉尼亚与乔治亚（Virginia & Geia）和著名的“镀镍”路（“Nickel Plate”Road）。这些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希尼资产。在华尔街历史上，从没有人使用他这种操作证券的方法，因而华尔街上的金融大佬们立刻开始关注他大胆而迅速的行动。
当时大多数人最开始都选择铁路或电报这些数额较小的资产进行操作，然后逐步注入更多资金，但是希尼的做法和他们都不同。希尼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大量资金，就像个大方而慷慨的富翁一样。而且他大规模注入资金的做法都遵循了华尔街的规矩，这让那些经验丰富的操盘手们大为震惊。这些股票迅速膨胀，而且由于这些股票在市场上已经被稀释，那些股票持有者可以从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入市。这些股票的前景被普遍看好，简直就像是绚烂的彩虹一样吸引人，股民们都被诱惑，因而这些股票立刻成为了市场上的黑马，异常活跃。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4）
希尼辛迪加股票突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惊人的活力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希尼先生的支票本就能了解（当然前提是还能找到支票本），支票本显示希尼先生支付了佣金买进订单，也支付了佣金卖出订单，并且这些订单都是由同一支笔、同一个人签署的。
用华尔街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就是“虚伪交易”。大家都认为希尼先生用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从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光蛋一跃成为资产最丰厚的富翁。他的财富正在逐渐增长，但是他的金融界朋友却大多认为他正在走下坡路。
当希尼丑闻结束，宣布破产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些人几乎一无所有，只剩一堆证书上写着夸大其词的“希尼辛迪加证券”。
总结希尼先生的社会关系，我们能发现一些特点：他并不同情那些因为自己的投机阴谋而遭殃的朋友们。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向慈善事业捐助了大量的投机收益，据统计，他一共慷慨捐款超过200万美元。
看起来，希尼先生似乎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慈善家。如果不是恐慌导致他的丑闻被揭露，希尼可能像声名赫赫的慈善家皮博迪①（Peabody）一样获得崇高的地位，这还不算他作为一名金融家本身所获得的名声。对比一下希尼先生的悲惨结局和他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就会发现结果真是让人难过，两者可谓是天壤之别。当希尼最初开始担任银行总裁的时候，都市银行的地位和声誉都在全州居于前列，但他前途光明的事业最终却落了这样的结局。
希尼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训，让我们反省美国银行机构的稳定性。美国的金融家都应该反省这条深刻的教训，并时刻谨记。
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讲，出现这样的不幸并不能全部怪在希尼头上，尽管他是银行的总裁，但是银行的董事们不可能对希尼的投机行为一无所知。海事银行也遭遇了类似的不幸，但它和都市银行却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都市银行不是希尼的家族企业，他的亲戚都和银行无关，而海事银行的情况则不同。
看起来，都是因为希尼先生对银行不感兴趣才造成了都市银行的不幸，他急切地掠夺财富只是为了把银行交出去，反正他知道损失不会由自己负责。
但是对投机者和投资者而言，他们的利益和企业有重要关联。都市银行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大量缩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市场的消极预期，聪明的空头集团很早就预期灾难迟早会降临到都市银行和海事银行身上。
这是一个教训，应该让未来的投机者和投资者引以为戒。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珍贵的事实，以作为有益的提醒和指导——尤其是对于华尔街的人而言，他们经常重蹈覆辙，一次又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在1884年5月的金融恐慌事件中，有四位著名的投机者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将来出现类似事件时作为参考。尽管事后这些人都会深感耻辱和痛苦，但是在很多年以后，还是会有很多人重复他们的做法。沃德、菲什、希尼和伊诺，可能除了海事银行的菲什之外，他们都被认为是聪明的投机者、百万富翁，有着出众的能力，并因为其成功受到人们的尊敬，只是因为不够幸运才卷入了麻烦，但一定有机会走出困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恐慌为何发生，如何规避恐慌（5）
我们必须承认，投机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必须遵守“诚信是最好的方法”。或许有例外，但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很多金融界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理论和信念。通过弄虚作假也许可以取得表面上的成功，但他们必须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的资产会灰飞烟灭。总有人遭到严格审查，总有机构要求他们用诚实的金融手段解释自己的财富，每个人的成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考验。最终破产的事实，暴露了那些金融家的口是心非，用不诚实的手段取得的财富是不会永远拥有的。
约翰C．伊诺
如上文所说，在1884年夏季的恐慌中，必须提到四位著名的“金融家”，四人中间，约翰·伊诺（John C．Eno）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最特殊，也是最有趣的。
当时的伊诺很年轻，是个还不到26岁的年轻人。他是那种年轻而充满热情的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非常乐观地幻想着拥有许多财富和名声的未来；当然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鲁莽。这些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并且也因为这些特质让他们和合伙人遭遇了很多失败和困难。伊诺正是这样一个鲁莽、冲动和追求财富的受害者。
在伊诺传奇般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他担任纽约第二国家银行总裁到爆发大恐慌的这段时间里。极少有年轻人像他这样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如此重要和尊贵的职位。伊诺利用自己令人尊敬的职位，挪用公司资金中饱私囊，因为他的手段非常精明，所以这件事非常出名。
大多数银行借出的资金都需要用债券作为抵押品。为了方便和安全，这些抵押品并未存放在位于第五街酒店下的银行，而是保存在商业区的一个金库中。
这家银行的股本总额是10万美元，此外还有400万美元的储蓄资金。这些钱都被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挪用，作为投机的资金，他后来和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一起把资金秘密转移到了加拿大。
伊诺的父亲非常有钱，虽然家境不错，但是伊诺的父亲非常节俭，他因此攒了不少钱。我必须说，伊诺的父亲非常值得称道，正是他迅速拯救了自己任性妄为的儿子。伊诺的父亲向其他董事支付了350万美元，并要求其他资金充裕的董事支付另外50万美元。董事们都很富有，所以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