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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眼里，比尔·盖茨是一个偶像，他开 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影响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提 高了人类的办事效率。一些中国人把微软视为“钱” 的 象 征 ， 他 们 在 提 到 微 软 的 时 候 ， 不 是 说
“Microsoft”，而是“MicroSoft”。
1997 年，盖茨到清华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有人 说，这是“比尔中国梦”的高潮。盖茨的话让在场 的每一个学生都激动万分，“在未来的 20 年，软件 将改变世界，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改变世界，这 个变化将是极其巨大的，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非常 令人激动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一次演讲，让盖茨感 受到中国学生的优秀、上进、好奇心，因而批准了 在中国做研究院的计划。
在国人心中，微软的形象是双方面的，一方面， 它是酷和炫的传奇，另一方面，它又以“垄断者” 的身份占据报纸新闻的头条。
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 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
售，l998 年 11 月 5 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微 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占据了垄断地位。当天，微 软股票从 95．56 美元跌至 81．07 美元，一天之内， 拥有微软 l5％股权的盖茨身价缩水了 54 亿美元。
在中国，微软也背上了傲慢的恶名。l998 年，
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软件销售
额却下降了三成，这时候，比起“盗版”来，大家 更是责怪“微软霸权”。
这，就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起点。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选址的工作。当时，北京市
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微软办公室像个货栈，拥挤不堪， 用吴士宏《逆风飞飚》里的话说，“办公区五颜六色 的，到处堆得高高的。人们说话都是喊着，像是全 世界都听得到。”所幸的是，大家就要搬到新的办公 室——希格玛大厦去了。
研究院设在希格玛大厦的第六层，设计师当时 还给我看了办公室的图纸，我搬进去的时候被吓到 了，因为真正的办公室比图纸上大好多，旁边还设 了专门的会议室。
确定了办公地点，研究院就要启动最关键的“追 随人才”的旅程了。
从北大和清华开始，我们遍访中国的高校，作 了无数场演讲，展示来自微软最酷的技术。
我们演示了聪明的语音识别技术，我会说出一
连串的英文，我的电脑会自动识别出这串英文并显
示在电脑上。我们演示了最新的三维技术，让观众 看到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建立一个三维模型，然后让 这个模型或哭或笑。我们还演示了最新的计算机视 觉，它能够在一个视频中找到人的脸和四肢。
最神奇的一个演示，是我可以在电脑面前像乐 队指挥那样指挥电脑，电脑经过摄像头捕捉我的视 频，用计算机视觉算法识别我的手势，然后跟着我 的节拍，奏出美丽的乐章。这些“科幻片”似的演 示，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最后，我会告诉他们：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 就可以参与这些新奇的研究项目。我当然希望这些 演示让年轻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幢憬，我更希 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科学、热爱创新、热爱这 个世界上的各种奇迹。
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忙碌着，但我 的内心是安宁的、充实的。
后来，我在给中国学生作演讲时，多次提到选 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回国以后，我感到了一种兴奋、一种期待，推动我
去克服重重阻碍，将不可能变为必然。
我也开始着手安排我们的新生活，妻子在美国 进行繁重的搬家准备工作，我也在北京寻找合适的 住处。微软承诺给派遣到国外的高层提供住房租金 补助，并负担孩子的学费。
我租下了香江花园的一套别墅。这里的房子很 精致，周围有大片的草地，社区里有很好的中餐馆 和西餐馆，也有健身房，还有儿童游乐场所。这个 别墅区，室内装潢很像新加坡，社区环境则很像美 国，虽然我很想体验“北京生活”，但还是这种“仿 美国社区”，更适合刚刚回国的妻子和女儿。
张亚 勤 归来
1998 年 8 月 29 日，我们全家人从加州飞到北 京，光是行李就有 1 000 斤，还有两个大集装箱更
是上万斤——那是我们在美国的全部家当。
把家安顿下来以后，我一边继续在中美两国寻
找合适的人才，一边开始准备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
立仪式。
1998 年 11 月 5 日，北京国际俱乐部，微软中 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宣布了我们 6 年 8 000 万美元的投资和在未来几年将研究院扩大到 100 人
的决定。
一个只有 3 个人的小团队却引来了众多的关注。 当天，国际俱乐部来了 300 多位嘉宾，其中包括中 科院所有计算机专业的院士，著名大学校长、院长、 系主任、教授以及 29 位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 外交官。比尔·盖茨专门录制了视频，表示对中国 研究院的祝贺，首席技术官奈森也通过这种方式传 递了祝福。
在我的演讲里，我说，“作为软件 T 程师，能够 进入微软公司工作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华人，能够 来到中国也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搞研究的人，能够 创立一所研究院并带领大家一起迈向人类智慧的高 峰，这更是一种幸运。因此，今天这个日子，应该
对我来说，是三倍的幸运叠加于一身，因此我非常
珍惜”虽然我无法更贴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但是 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自己的理想，我还是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感到了别样的温暖。
研究院成立后，有一天，一个猎头公司找到我， 告诉我张亚勤愿意跟我聊聊，他也是中国人，在美 国一个著名的科研机构当总监，现在有意回北京工
作。
“拿简历来看看吧。”我一贯要求先看对方的资 历。没想到，张亚勤的简历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 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 居然不认识！
1978 年，年仅 l2 岁的亚勤考入了中国科技大 学的首届少年班。20 岁就完成中科大的本科和硕士 课程，留学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电子工 程学博士。23 岁，亚勤以该校史上唯一的满分论文， 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1991 年，张亚勤被派到美国桑纳福研究院做部 门主管的时候，曾经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对桑纳福
研究院的收购，收购完成后，桑纳福研究院和斯坦
福研究院合并。之后，作为主管的他必须从纯科研 环境里跳出，想办法将技术转化为产品，这样的经 历，无疑让他体会到了“市场”的重要意义。
这样优秀的人才愿意加盟研究院，真是再令人 高兴不过了。我当即在电话里跟他简单交流了一下， 我们聊得很投机，听得出来，他是一个内向、踏实、 严谨的科研人员，而他也表示即将飞来和我作个交
流。
1998 年 9 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香江花园的大 堂。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 招呼，“嗨，开复。”
我们聊了很多对科技领域的想法，也聊了很多 对中国的看法。我发现，我们的内心都为开创一个 事业感到无比兴奋。拥有激情，已经是成功的一半 了。仅仅聊了几句，他就告诉我，条件无所谓，他 会加入的。亚勤的到来，让我内心充满了力量。
浓浓的秋意里，我陪亚勤游览了北京的一些景 点，逛了逛街，买了一些北京的工艺品。我邀请他
到我尚未布置好的新家做客，看到我的小孩已经就
读国际小学，非常快乐地和小朋友打成一片，先铃 也在全力以赴地装饰新家，亚勤回国的决心更加坚
定了。
后来，张亚勤被任命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首席
科学家。
我坚信，张亚勤的到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促使一批有实力的，同时也愿意回国的人加入 微软研究院。一个优秀的人的言行，总会影响到其 他人。这也就是人才的滚雪球效应，我相信，这个 雪球会越滚越大。
事实证明，把张亚勤招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 个绝对划算的“广告行为”，因为张亚勤飞到任何一 个国家去开计算机的学术会议，如果提到微软中国 研究院，大家都可能会摇摇头说，“不知道
张亚勤”
聪明 人 的雨 力 场
聪明人愿意和聪明人一起工作，我一向信奉这 一点。因为，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智商本身 就相当于重力，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更 聪明，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重力场也会变得 越来越大。
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但是我没有 放弃，我相信，随着亚勤的回归，会有更多的聪明
人愿意回到中国。
经过多次沟通，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师弟沈向 洋终于答应回来，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另外， 我们也找到了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张宏江，他 在多媒体检索方面可以说是“鼻祖”。
在中国，我们继续深挖人才，四处寻找知名教 授加盟的可能。王坚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当时正为 如何拒绝浙大提升他为“理学院院长”而发愁，他 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趁机离开了学校。黄昌宁 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中国自然语言领域最著名
的学者，l999 年 4 月，他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另外，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到处去翻名校 的校友录，去查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群”。在清华、 北大、科大，我四处打听：“你们最杰出的校友是谁？ 当年编程最厉害的是哪一位？留学后论文做得最好
的是谁？”
清华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叫李劲的“邓摸头”，
就是当年邓小平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时身旁 的那个男孩，他后来到了美国，在夏普实验室工作。 而中科大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成绩最好的是李世鹏， 得过三次郭沫若奖学金，现在人在桑纳福实验室。 我决心把他们都拉过来。很巧的是，这两个人最尊 敬的人都是张亚勤，当他们听说亚勤已经加入微软 中国研究院，也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1998 年底到 1999 年，沈向洋、张宏江、黄昌 宁、王坚、李世鹏、李劲、朱文武陆续加入微软中 国研究院，给研究院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形 成了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
1999 年 2 月，研究院从六层搬到了五层，办公 室什么都不缺，除了需要更多聪明的“中国大脑”。
我相信，微软的招牌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止步， 因为我相信，凭借我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习惯， 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开放的平台以及丰厚的待遇。
不过，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计
算机博士的水平与美国的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只是
评估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者博士论文质量，那可能一 个博士生都达不到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造血”
机制——既然中国的博士足够聪明，但是博士学位 水平不够，那我们就聘用博士，然后重新培养他们 再做一篇博士论文。
这就是我的“副研究员”或“博士后”计划。 此前，微软研究院里从来没有副研究员这个级别。 我们给这些“副研究员”设定的期限是两年，两年 之内，如果能有接近国际水平的表现，就提升为“正” 研究员，如果没有达到水平，我们就会告知不转正 的决定，并建议他们开始找别的工作。这样的一个 “副研”制度，既符合了公司的要求和制度，也让 我们储备了一批生力军。
既然是两年的合约，我们必须给他们有足够竞 争力的待遇。说起待遇，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早期 加入雷德蒙研究院的人都变成了“富翁”。
有一次，我去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做客，
他的家真是很奢华。他的话里也时不时流露出生活
的优越“。我女儿老是抱怨我，每年度假都去夏威夷 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吃午饭的时候，他打开后门， 让我登上了一艘船，我们把船开到湖对岸的顶级意 大利餐厅用餐，吃完饭后，他又把船开到湖心，拿 出上好的红酒和雪茄，请客人享用。
一个研究人员居然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心里暗 暗惊讶，后来算算，如果 1991 年加入研究院，一个 普通的研究员，凭借微软股票，很轻松就可以成为
千万（美元）富翁了。
当然，1998 年，给员_r 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可能， 但我希望能给研究院的员工超出其他外企的薪水和 股票，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作好研究。
另外，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承诺，凡是被雇用的 研究员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这是吸引人才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l998 年，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买房、 买车、生小孩都会比较麻烦。因此，研究院第一年 就为雇员申请了 20 个左右的北京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