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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马上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邸烁和陈 正不断取得突破，而他连门道都没摸清楚，有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 已经解决了。
看到高剑峰非常苦恼，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 是不是混进来的啊？”他抬头看我，表情很窘迫。我
笑了笑，对他说，“你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
我觉得你还是有潜力的，如果有不懂的问题，我觉 得你可以去请教一下组里的同事，毕竟我们是一个 团队，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高剑峰点了点头，就去找邸烁和陈正了。这两 个小伙子一点都不吝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 了高剑锋，一些问题经他们点拨，就轻松化解了。 在不断的学习中，高剑峰的信心被慢慢地树立
了起来。他觉得，作研究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遇到 了高手，被人家甩得很远，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 寸，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他后来总是告诉新来的 研究员不要在意中途的快慢，最后胜出的人，才是 真正的胜者。
高剑峰就这么跟了几年，先学着跑，再自己跑， 渐渐地不再感觉累。到了第四年，他已经是“项目 带头人”，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领跑者”了。现 在，他已经转到微软美国，在那里做资深研究员。 语音识别不是仅仅把每个字分别识别出来，而 是像人一样，要运用到语言的知识。中文有一个特
殊的问题，就是分词。一个笑话就是“杭州市长春
药店”，人们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知道 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但是仅仅向前推一个字， 电脑很可能会识别成为“杭州／市长／春药店”。
如何做到正确的识别呢？我告诉陈正：“国内的 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 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 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 合。”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模型语料远远不够。 语言模型的功能是经过大量的统计，来判断在下一 个位置最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看到“尊敬的 李”时，我们可能预测下面会是“先生”、“老师”、 “女士”等词，各有不同的概率。我对他说，“在中 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的一个词，但是 中文的语言特点是歧义特别多。仅仅依靠向前推一 个词，电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少要向前推 两个词。”我们请黄昌宁教授去开始一个语料采购的 计划，训练出这样推两个词的语言模型。
另外，中文和英文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中文有
四声的识别。这方面团队很快地做了一个四声识别 器，和整体的识别系统结合起来。就像分词一样， 一定不能先把四声识别出来，而要考虑所有的可能 性，再作出总体最优的选择。
在他们三人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位副研究员的努 力下，很快，一个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此后，陈正和我发现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做语音 识别，也可以做拼音转换。我们尝试了一下，果然 转换率比当时任何系统都要高很多。除此之外，我 们还发现可以用统计模型做出一种奇妙的功效—— 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你 打入：“zunjingdelixansheng”，这个系统可以发现 你少打了一个“i”，而自动转换成“尊敬的李先生”。 后来，这个项目，由陈正做内核的技术，王坚做用
户界面，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输入法。
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个五人团队就做出了多项 傲人的成果：中文的四声识别、最精确的输入法、 中文的听写机，还有多用途的统计语言模型。这些
项目都符合了我们“有用”的目标，也用我们的“兵
团”模式迅速获得了成果。
与此同时，研究院里其他小组，都在为有用的 梦想而全力打拼。
向比 尔 汇报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 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 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 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 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 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 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 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 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
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
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 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 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 尔那里去汇报的。
盖茨的时间富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 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 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 年 6 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 世纪 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 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 2 月给 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 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 10 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 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 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
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 5 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 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 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 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 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 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 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 果。而且，在 MPEG4 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 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 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 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 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
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 QuickTime VR
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 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 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 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 年 10 月 18 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 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
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 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
黑色的 Polo 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 8 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 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 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 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 l0 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 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喧，目光平静而严肃。 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 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
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 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 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 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 “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 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 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 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 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 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 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 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 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
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
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 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 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 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 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 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 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 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 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 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 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 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 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 lo 亿个小时。比尔幽默 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
—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 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 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 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 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 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 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 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 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 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 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 有 45 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
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 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
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 5
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
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 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 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 着 14 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 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 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 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 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
最火 的 研究 院 ，最 伤 感的 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 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果也越来 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两年之内，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论文 28 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作了 11 个主
题报告，提出了 49 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 10 所大
学和 l5 000 名大学生作了交流。2001 年 11 月 1 日， 微软将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当时微软研究院的人数只占中国相关领域的科 研人员总数的 l／30，但是我们在高质量国际期刊 发表的论文却是这些中国科研人员的 170 倍。后来， 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最 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当 10 年过去，在今天的 2009 年，依然有媒体 记者在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如果人们 并不健忘，应还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微软在中 国受到的品牌冲击：它被猛烈指摘为垄断者和不愿 了解中国规则的强硬主义者。而 1998 年研究院的诞 生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十年里，它持续 招贤纳士并在中国进行创新的作为，极大地冲淡了 微软之前咄咄逼人的只顾赚钱的形象。连盖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