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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对手负面消息 的曝光，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因为，我遭受的伤 害与恶意中伤，并不会因为对手的负面消息而减轻。 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我的日记里描述了我的心情：
不管怎么 样，已经发 生的事 情并不 能减轻 我的 痛苦，也 无法解 除我的困 境。我 打电话 给先铃 说，
？混战已 经开始 了，但一 切也已 经结束 了！？她说 ，
？不要担 心，人 们总有一 天会知 道真相 。等官 司结
束了，人 们就可 以知道真 相。？我对 她说 ，？我 觉得 希望渺茫 ，就算 我做得再 好，我 也已经 被这些 谎言 伤害，赢 了官司 也帮不了 我自己？ 她只是 说，？你 是一个好 人，当 法官和记 者了解 了这一 点之后 ，他 们就会相 信你！ 你别担心 了，回 家吃晚 饭吧， 我们 永远都会 支持你 。？
我相信，只要生活在世问的人都明白，在遭遇 人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亲人会不离不弃，并且 给予你坚定的支持。这些支持就如同氧气一样给你 生存的养料，给你恢复元气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 3 天里，我在为最后的时刻做着一 切的准备。我深深地知道，这是一场只能够胜利的 战役。我仍然每天抽几分钟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9 月 3 日 ， 我 仔 细 阅 读 并 默 诵 了 “ direct examination”（主问询）的部分（主问询的目的主要 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使该证人将有利于己方的有 关案件事实反映出来，并做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言，
以取得事实审理者——陪审团或法官的理解）。
9 月 4 H，我在加州的机场遇到了前去西雅图出 庭的苏珊·哈里曼。在飞机上，苏珊和我聊了一路。 我对苏珊说，如果律师强迫用一些形容词（例如：“不
小心”）来形容我，或者问我是否承认时，我该如何
回应？她对我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不要 相信那砦谎言，也无须害怕那些律师的小伎俩。”苏 珊说，“开复，别紧张，你没有做错，你要让全世界 知道事实。记住开庭的时候，要把你的头抬得高高 的。”
9 月 5 日，我和我的私人律师布莱德再一次演
练了 direct examination 部分。不过，我和律师的 节奏似乎不是很协调，因为我总是一口气把事情讲 完。但布莱德告诉我，法官无法从长篇大论中获得 要点。因此，布莱德要我合着他的节奏逐一回答那 些要点，我们练习了很多遍。
9 月 6 日，是真正的庭审的日子。经过 6 日和 7 日的法庭审判将决定我是否能够到 Google 上班，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
9 月 6 日，我在费尔蒙酒店醒来，我决心要让
自己充满能量地走上法庭。
我喝了两杯咖啡，依然觉得自己的“能量”不 够，于是，我决定让自己运动一下出一些汗。虽然 我没有带跑步鞋和运动衫，但我光着脚在房间的走 廊里小跑了起来。经过数百次来回快跑，我的额头 渗出了汗珠。当我大汗淋漓之后，我感觉自己从内 到外都已充好电，活力百倍，信心百倍。“不会有问 题的，过了这两天，我就将迎来新生”我对自己说。 随后，我和律师们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州的州立 法庭。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美国的法庭。想 象中的法庭应该像在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宽大明亮， 但我进入的这个法庭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法庭没 有窗户，而且又小又旧。房间的前方是法官落座处 高高的桌椅，法官座位旁边是证人和当事人接受询 问所坐的椅子，同样高高的桌子上面还摆着一本《圣 经》。法官的坐椅左边是原告方的律师和当事人的桌 椅，右边则是被告人的桌椅，而在两方中间是速记
员的位子。
我记得速记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有时
会不知道该如何拼写一些人名，而两方的大牌律师 根本不可能劳神告诉她这些细节。因此，在每个庭 审阶段结束后，我都会跟她核对每一个名字的拼写。 她很感谢，后来还特意写信表达谢意。当然，这已 经是后话了。
房间的后方一共只有四排长椅，这几十个座位
专门用来供人旁听。而那天早上，这些椅子早已经 被各个媒体派来的记者占满，据说，很多记者很早 就来排队，就为了能够占到一个理想的座位。微软 的法律副总裁、公关总监都坐在下面。另外，一位 著名的自称是“比尔·盖茨的女朋友”的女士也坐 在这些记者当中。据说她神经有问题，几乎每一场 有关微软的诉讼，她都会出现。
庭审的流程分为几个阶段，原告的开场、被告 的开场，随后是第一个证人的作证（是 Google 的艾 伦·尤斯塔斯），这个作证包括 direct examination 和 cross—exami．nation（交叉问询），然后是我作
为第二个证人出场，同样接受主问询和对方律师的
交叉问询。接下来是双方律师回答法官的问题，进
行辩论。最后由双方律师分别进行总结陈辞。
在 9 月 6 日当天，我们得知微软作为原告没有 派任何人出庭。因此，法庭只对我方进行问询。
当天的主问询和交叉问询长达数小时，完全是 一场对意志力的考验。在主问询阶段，我很好地把 握住了节奏。
律师：我知道你每天都会在中国的学生和教育 方面花很多时间，这是否是由于你本人的背景？
我：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因 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回馈社会。在我 11 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美国学习，这是我一生最重要 的幸运和决定，因为我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方式和 先进的技术。而且，我得到了自信，找到了终极的
理想。
律师：是什么让你希望去帮助中国的学生？
我：我想，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单纯地帮助中国 学生，而是在搭建中美文化沟通的桥梁。其中有两 个原因让我决心投入这项工作当中。
第一个原因是，当我 1990 年第一次到中国北京
的信息工程学院讲学时，我发现学生们都很聪明、 好奇和勤奋，但我也为他们身边资源的缺乏和教育 体制的落后所震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着东西方文 化价值观的强烈冲撞。
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我发现 了自己能够并应该给予这个世界的究竟是什么。作 为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我可以把西方价值观 中对东方文化有补充的那一部分，用一种有建设性 的方法传达给中国的学生。我希望能在中国的教育 背景中加入西方文化里的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并且 帮助学生们学到在学校里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
律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是我的父亲。当我的父亲 55 岁的时候，他 有幸到斯坦福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被美 国的教育理念震撼，因此他把他的整个余生都奉献 给了中关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并致力于把这些教育 理念和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去。在他去世之前．他对 我们这些围绕在病床前的孩子说，他希望他这些有
幸在西方教育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回到中国工作，
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理念，成 为融会中西的人才，这样做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相
互理解。
这就是我从 1990 年直到今天，不断到中国高校 进行演讲的原因，也是我不断给中国大学生写信的
原因。
律师：你的文章后来为很多中国学生所追捧。 你认为原因何在？
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做并 非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因此他们信任我。而他 们越信任我，我就越觉得自己有责任更多地帮助他
们。
律师：你是否有个自己创办的教育网站？
我：是的，我在一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站，目前
有大约 4 万注册用户。另外，每月至少有 40 万网民 访问这个网站，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两万用户访 问。通过网站上公布的电子邮件，我一年大致能够
回答 3 000 个中国学生的提问。
除了直接帮助学生，也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帮
助我。这些志愿者中包括微软的员工、Google 的员 工，也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员工。学生在网站上也可 以互相帮助。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所有的学生都 能获得同等的帮助。
律师：你是否也在写一本书？
我：是的。《做最好的自己》是我写的第一本中 文书，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青年寻找自己内心的声 音，寻找生活的意义，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并正确 理解成功的定义。
律师：谁为这些活动付费呢？
我：我自己支付所有的活动费用。另外，出书 所得的所有版税都将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律师：你是如何开始撰写《如何在中国成功》 这篇文章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微软在中国的政策感 到失望。因此，我希望能够写一篇有教育意义的文 章，里面包含了其他在华公司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 和公开的信息。这些文章的材料，全部来自互联网。
律师：你提到你对微软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
为什么？
我：首先，我觉得微软中国的机构设置混乱。 有一段时间，微软中国失去很多订单，但人们总是 将这种错误归咎于中国政府。而我认为问题的核心 在微软内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总部明白和警 醒问题所在，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议。我的这些建议 部分地被斯蒂夫·鲍尔默先生采用了，因为他发现 微软中国的收入在下降。
律师：为什么要在损失收入的时候才采用你的
建议昵？
我：我认为，雷德蒙的管理团队并不真正理解 中国国情。总部的一些管理人员本能地认为，在总 部可以顺利运行的规则在中国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运 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经验的人会很快意识到适 应本地文化和预期非常重要。但对一个跨国公司来 说，解释这些貌似简单的运营方式也竞然如此困难。
律师：可以举个这方面的实例吗？
我：我最失望的时刻，是比尔·盖茨在某次生
气对我大吼时使用了由四个字母组成的那个词，大
意就是抱怨中国在“弓虽。女干”微软，不但使用软件不 付钱，还偏袒中国公司，欺负外国公司。这是我在 微软工作整个时期中的最低点。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在主问询阶段，主要是我方陈述自己的观点， 并通过律师的询问证实一些我们的观点。因此，在 下一个环节，也就是对方问询的阶段，才是真正的 关键。我不能答非所问，不能有丝毫的迟疑，更不 能回答错误。虽然难度很大，但我知道，这是我通 往 Google 必经的旅程。
律师：你是否同意微软在运营微软中国期司学 到了很多？
我：你是说微软作为一个公司，已经学到了如 何在中国顺利运营？
律师：是的。
我：毫无疑问，微软在中国犯了许多错误。一 般来说，吃一堑，长一智，应该能从错误中学到很 多，但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微软内部状况，很抱歉，
我并不觉得微软做到了这一点。
律师：你写的这份《如何在中国成功》没有任 何微软机密吗？
我：当然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内部的资料来写这篇
文章？
我：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购买来的商业报告来 写这篇文章？
我：没有。
律师：那你的信息源自何处？
我：大都是用 Google 找到的。
律师：你是否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微软的人？ 我：只有那些已公开的，例如吴士宏、高群耀
等。
律师：其他确定都没有吗？
我：我连感谢名单中微软的人的名字都拿掉了， 以免被认为我把员工名单外泄。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律师在尝试误导我回答一
个复杂的问题（两个问题合成一个问题），来达到让
我无意中承认涉及机器翻译的目的：
律师：你是否意识到微软研究院正在研究一个 新的机器翻译技术或者机器翻译算法，而微软希望 你领导下的自然语言小组来运作以达到商业化的运
用？
我：我想你是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回 答是：是的，我已经意识到微软研究院在开发机器 翻译技术。第二，我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寻找潜在的 落脚点。据我所知，他们考虑过很多地方，他们也 询问过由我管理的自然语言处理小组是否是个合适
的地方。
律师：那么他们是否给了一页 PPT，阐述了他 们希望把这个产品落户在自然语言小组？
我：我不想推测他们为什么要作这个报告，但 是他们确实给了我这个报告。
下面的例子是他们偷偷用产：品的概念来误导 我承认我的团队做了和搜索有关的“产品”。
律师：你是否知道自然语言处理小组正在研究
个未来的产品叫做 x 平台？
我：我不会把 x 平台叫做一个产品。这只是一 个尚处于孵化中的研究。
律师：你最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