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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税行为和对监管的躲避行为；还有一些则来自于不规范的管理。莱曼在破产时拥有的分支机构高达600余家。
因为清算这样的一家巨型金融机构在今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更别提还要快速地完成，所以援助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一种出路是将这项任务的责任放回到金融机构自己身上。每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应该与监管者定期会面讨论其“生前预嘱”，即一项能够使其被快速清盘的计划——理想状态下，是一个星期内——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紧急事件情况下。这样的计划在细致度和及时性上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记录自身风险暴露水平的要求，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很可能需要依靠更好的利用相关技术。为了防止流于形式，在“生前预嘱”计划里的许多细节应该以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公众和市场公布。
由于要预计到所有的意外情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生前预嘱”计划可能只被有限运用在指导特定机构的实际清算过程中。然而，它却能够大大有利于简化银行结构。进行“生前预嘱”计划的需要不仅仅给了金融机构与监管者合作降低组织复杂性和简化解决机制的动力，而且它也确实促使管理层在繁荣时期考虑小概率事件从而帮助银行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昂贵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让市场知道政府当局会允许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破产。当这场危机逐渐过去，这个信息的传达是最为重要的。
弹性
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降低尾部风险行为和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破产的相关问题，现在让我转向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探讨了减少由委托代理行为造成的危机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必须对产生于不可预见的大事件和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错误、非理性的信心加上坏运气结合在一起还是会让危机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为经济系统找到对不作为行为更具弹性的办法——即，不管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始终维持经济活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次危机的触发点不会再是次级贷款抵押证券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需要执行防火规范来避免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还需要装配洒水车。
资源
清楚的是，资源对于处理任何危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现在的危机中，工业经济体没有步入曾经发生在新兴市场身上的典型宿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政府能够对银行债务进行担保进而压制住了恐慌的发生，而其政府的承诺是可信的。然而，这场危机已经扩散到了大部分工业国家的金融领域，其中许多政府丧失了其顶级的信用评级。要为以后的突发事件再次做好准备，它们必须通过偿还债务重建政府金融健康；这要求它们增加税收、减少支出，但同时又不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的逆向影响。在下一章，我会就美国在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做更为详细的探讨。
尽管拥有对抗危机的资源十分重要，但是使这些资源随时待命并不总是一件好事。现在正在辩论中的提议就是让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容易的得到资源来进行救助，从而避免像2008年国会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前的几周所发生的市场恐慌再次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为救助提供了合法性。如果通过提供救助资源的可获得性，国会批准了救助，那么财政部长还会让任何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吗？我们不应该让救助危机的资源获得程序更容易。正如瓦尔特。白哲特所正确地感受到的一样，系统性金融机构和市场应该对于问题发生后的状况是不确定的。让国会对于是否救助进行辩论显然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而且国会表现出了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尽管也许在国会发言人正式宣布救助计划之前，财政部长几乎要下跪恳求国会通过救助法案。为了给其他人树立先例，在拯救一切的骑士到来之前，让一个或两个大型金融机构经历这样严重的压力，或者甚至是让它们破产，并非是一个坏主意。
冗余
如果一个系统过于依赖于单一机构、市场、监管者、或者规则，那么它就会变得脆弱。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 任何金融服务都应该有多项途径可供选择，而且对其中的某项途径不应该有过多的依赖。比方说，随着次级贷款市场的升温，太多的投资者开始依赖于评级进行决策。这些评级由不同的评级机构提供，或者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抵押贷款证券进行多样化投资，这些都不重要：危险的是评级过程本身。当评级系统开始遭受质疑时，整个市场崩溃了。要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我们不仅需要属于证券化过程中各个水平上的多种参与者，也需要除了证券化以外的进行抵押融资的多样化途径。
获得多样化的一种途径是在不同的金融机构组织间采取统一的规范。比方说，欧洲的银行发行担保债券，其实质是基于抵押贷款池子的债券。它与抵押贷款证券是类似的，除了一点，即在抵押贷款池子被证明不能够偿付债券时，担保债券的投资者能够要求银行偿还。将抵押贷款的大部分放在表外而在问题发生时将其转回到表内的做法，美国的银行没有采纳，它们选择了将抵押贷款证券化。事后再看，担保债券的做法可能让抵押贷款的持有更加透明，也给了银行更多小心行事的激励。但是资本要求更鼓励表外工具。不同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之间更轻的更为统一的规则实际上为制度多样化留出了更大的空间，并允许更有效、更少监管者决定的行动方式的存在。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更多的机构被统一到同样的规则保护伞下时，我们在同时又为令一个错误打开了大门：如果监管者犯了错，那么这一错误会影响到更多的机构。比方说，如果全世界的监管者对优先贷款抵押索赔都只要求很少的资本准备，那么全世界的银行就都会大量进行这种交易并同时遭受巨额损失。相反，许多大型对冲基金却没有涉及上述证券交易，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在资本管制的范围之内。由于被监管者会跟随监管者犯错误，因此监管错误的伤害性很强：监管者监管的界限越宽，其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
因此，这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把监管之网撒得越开之时，我们能够确保没有金融机构受到特殊待遇或者被歧视，而且最合适特定交易的金融机构总是能够获得特定交易的市场份额。但同时，我们也使得监管错误的影响变得更大。缓解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降低监管者在规则制定中界定本质上定性判断的程度 —— 比如说，特定交易所需要的资本储备。轻的有效的规则在错误发生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更小。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
最终，为了确保多样性，我们不应该让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拥有特权。银行享有的特权的主要来源是储蓄保险：如果某一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碰巧为某一种特定的可请求债务形式——储蓄，储蓄是完全由政府的储蓄保险机构所担保的，其所需要的保费只是名义上的形式。没有其他的制度形式享有这种短期债务的保险。
我早前提出过，是否可以限制对银行进行保险的行为。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是否银行应该享有储蓄保险。在现今全世界的政府都在为所有的银行储蓄进行背书的现状下，问这样一个问题显得有点奇怪。但是这正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储蓄保险原本并不是通过防止银行挤兑来压制市场恐慌的手段：政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才是这项任务的承担者。但是，政府却只是保护了个别的银行不受市场原则约束。换句话说，既然政府在各个角落都进行着间接的担保，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移除那些看得到的直接担保吗？
过去储蓄保险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为普通家庭提供一种安全的储蓄方式。今天这种逻辑已经不适用了——对短期国库券进行投资的货币市场基金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一支多样化良好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高评级的商业票据并且按照市价进行估值，这已经几乎是与储蓄保险同样安全并且不会出现像其他没有按市价估值的基金一样在危机中遭遇挤兑。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确保支付系统的相对安全：未被规范的、不安全的、未保险的资产不能够影响到它，进而不能让系统崩溃。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比如说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产生，现在有可能保护支付系统不受任何支付者的违约影响，尽管这样做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
储蓄保险确实有助于帮助小型的、没有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银行。这些银行对于地方信贷而言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对于小型的蛋糕店或者玩具店——小型银行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种可能性是对中小型银行保留储蓄保险，相应的它们需要支付一定的储蓄收益；对于大型银行则要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消失。
显然，如果银行被认为是“太大不能倒”，消除储蓄保险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些银行无论如何最终会被政府援助。英国储蓄保险系统是局部性的，但是却没有能防止英国北岩银行的挤兑风波，也没能阻止政府最后的介入。消除储蓄银行的关键点在于让储蓄者在事实上造成银行“太大”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英国的储蓄者不同（所有银行储蓄都是被部分保险的，因此在大型银行的储蓄会安全的多），在我的建议中，大型银行的储蓄者拥有以下选择：选择小型银行，得到全额的保险；选择大型银行，基本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措施能够对一些有严重管理问题的大型银行设置限制，同时也能够平衡游戏参与的各方。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并不意味着淘汰监管。因为当金融部门真正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最终还是会介入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可以基于大型机构的资本结构（资本大小和短期债务）和资产性质（持有的非流动性证券和非流动性的贷款），对它们进行更为统一的监管，而不应该像以前做的一样基于是否拥有银行业从业执照。
深入思考消除储蓄保险并不容易。今天很少有储蓄者能够想起曾经一度储蓄可以不被保险。然而，不被保险的银行曾经存在过几百年。随着确保家庭投资和支付方式安全的替代性方法（比如货币市场储蓄）的产生，以及因为最近的这些大事银行已经被足够保护了，也许现在是时候我们淘汰这种过时的特权了。
凯撒的妻子
在作出结论以前，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讨论。我已经集中探讨了一些措施来确保政府不会轻易对特定市场或私人机构的展开救助。我假定政府就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是不被怀疑的。而根据在博客圈和网络新闻网络中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要承认这不是一项无偏差的样本），公众有着普遍的担忧政府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一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当某个美国财政部雇员从历史上最大救助基金的管理职位直接跳槽到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时，当另一个财政部雇员从金融救援的组织工作直接跳槽到最需要救助的银行之一的经营职位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自然要打折。不管个人的出发点值得尊重的程度如何（我绝对相信其值得尊重），或者不管新雇员多么小心的避免利益冲突，这种交易往轻了说总归是说不清楚。
即便私人金融部门对于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置若罔闻，其政府部门中的校友们显然也没有能够理解这一困境。在常态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上述“旋转门”总是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即便其支付的薪水总体来说偏低。而且，一般来说，在这种“旋转门”之间转换的利益冲突很小。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利益冲突就可能很大了：政府的金库是完全打开的，一支签字笔和一把钥匙能够决定数以十亿计的公众资金的走向。因此管理这一“旋转门”的规则必须被重新审视。
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政府行为是否过度被华尔街所影响了。我相信当华尔街的校友们占领政府或者美联储的重要职位时，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根据被华尔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咨询的华尔街的熟人们的意见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相比于裙带资本注意，注意力捕获是这种现象更好的一种描述。这种纽带需要被打破，可能性之一是通过雇佣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人才，甚至是雇佣金融领域以外的人才，来填充财政部的关键职位——比如说职业监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