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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看了是什么感觉，这种滥用“之”字且废话连篇的行径，简直就是在折磨别人。
有一个人去听一位牧师的演讲，开始的时候，他被深深地感动了，拿出很多钱准备捐款。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人认为牧师的演讲估计该结束了，但牧师仍在继续，他有点不耐烦，决定只捐一些零钱算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牧师还在滔滔不绝，这个人开始反感，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牧师还在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道理，这个人烦透了。好不容易挨到牧师演讲结束，开始时准备捐钱的这个人，不但一分钱没捐，还趁人不注意从捐款钵里拿走了一些钱。
在生活中，你是否经常会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位妈妈三番五次地对孩子说“你要把你的屋子收拾干净”，可孩子将妈妈的话当作耳旁风，屋子杂乱依旧；妻子不知疲倦地提醒丈夫“你该戒烟了”，可丈夫依然吞云吐雾……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刺激过多、过强、过久，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引起了人们心理极不耐烦或反抗的情绪，使事物朝相反方向发展。心理学上将这一行为称作“超限效应”。
由此可见，我们如果希望自己说的话能够在别人身上起作用，就不能采取简单的重复，而是能换个角度、换种说法，将对方的厌烦心理、逆反心理减到最低，到那时，你也许能真正体验到“一语千金”的威力。
托尔斯泰说过：“人的智慧越是深奥，其表达想法的语言就越简单。” 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语言往往不是长篇大论，而是那些简洁有力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希特勒的进攻，英国节节败退，人心彷徨，士兵士气低沉。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觉得有必要做一场演讲，来激励士兵的士气，挽救国家的命运。
丘吉尔拄着拐杖，戴着草帽，慢步走向讲台，先把草帽放在讲台，然后从左到右横扫了整个军营，说：“永不放弃！”然后又从左到右横扫了整个军营，说：“永不放弃！”当时整个军营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到。然后他又从左到右横扫了一次整个军营，加大声量说：“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整个军营都兴奋起来，欢呼声和拥抱淹没了整个军营。此后英国连连打败了德国希特勒的进攻。
这就是丘吉尔最著名的演讲，世界上最震撼的演讲，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短的演讲。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不要用你的长篇大论来浪费彼此的时间，折磨别人的耳朵了，简洁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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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身份，也别出狂言（1）
我们先来看两位口出狂言的古人。文人相轻，古今皆然。但像下面这两位狂妄到到人皆不放在眼里的骚人墨客并不多见：
杜审言，唐初著名诗人，‘诗圣’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和崔融、李峤、苏味道一起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世称“崔、李、苏、杜”。然他狂妄不羁，傲气凌人。有一次，他对别人讲：“苏味道必死无疑！”弄得人家大吃一惊，赶紧问他是什么原因。他满有把握地说：“苏味道看了我的诗文，必将羞死。”
他经常夸口说：“我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我的书法胜过王羲之。”直到病危，快要死了，杜审言还对前来看望他的宋之问、武平一等人说：“我活在世上，长久地压着你们；如今我即将死去，使你们有了出头之日，固然感到很大的欣慰，只恨没有能够看到接替我的人！”
汪容甫，清代扬州人，年少狂妄，经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故意难住别人，以此取乐。当时扬州的学者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三人都在文坛享有盛名。可是，汪容甫却时时当众扬言：“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别人问他“通者”哪三人？“不通者”哪三人？他说：“通者是我自己和王念孙、刘台拱三人；不通者是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三人。”
有人曾经请他对自己进行品评，汪容甫很认真地说：“您不在‘不通者’之列。”那人听了，大喜过望。他又慢条斯理地说：“您再读三十年书，有望达到‘不通者’的水平！”
这两个家伙的狂妄可谓登峰造极了。他们在当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现在，除了研究历史、文学的人，又有谁知道他们两位呢？
不仅中国古代的文人这样，外国也同样如此。喜欢篮球的朋友们还记得皮蓬吗？
“蝙蝠侠”斯科特？皮蓬一直以来给人们的印象总是谦逊、和蔼、比较低调，但是2006年5月，他在美国ABA电视台做嘉宾评论解说季后赛时，却突然口出狂言，声称：“我认为不仅仅是勒布朗（詹姆斯）比他（乔丹）优秀，我相信我同样要比迈克尔强！（I believe I was better than Michael）”顿时一片哗然，此言引了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给皮蓬送上了嘘声，事后ABA电视台立即中止了和皮蓬的转播合同，同时ESPN电视台也禁止播放有关皮蓬的电视节目。
某位农家子弟，根据从老辈人口中听来的种种传说，写了两篇乡村社会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情节安排等方面都很出色，所以作品寄出去后，经过编辑的加工润色，很快就发表了。虽然只是一份不起眼的地方刊物，但是在当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这位农家子弟就受到了周围很多业余文学爱好者的艳羡，大伙众星捧月般跟他套近乎，请教写作技巧。
不料，这个小小的作家当了“月亮”不久，还真被捧出了毛病，作品虽然不多，吃瘾和话瘾却越来越大，凡是有他的场合，就不可无酒无肉；凡是他说话的时候，别人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不论别人是否有时间有食欲，只要他一出现，就必须请他饮酒，陪他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当下的专业作家和业余文学爱好者发表滔滔宏论，说某某某作品实在太臭，某某某不值一提，某某某不过如此等等，一副祖师爷的派头。
即便有身份，也别出狂言（2）
很多喜庆的聚会被他搅得不欢而散，久而久之，大家对他渐渐产生了反感，大都敬而远之，不再来往。
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会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受其支配。因此，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别人自己做了多少事情，告诉别人自己的知识多么渊博，生怕别人把自己给忽视了。
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那些随时随地都把自己变成焦点的人，有时，他们甚至恨不得当场把这些爱慕虚荣的家伙的华丽外衣撕开，让其露出丑陋的真面目来。因此，这种虚荣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伟大的人物往往能从这种浅薄的虚荣中解脱出来。他们懂得保持谦逊的态度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他们总是能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的谦逊。事实证明，这才是博取美誉的最好办法。
巴拿马运河的建造者哥萨尔斯将军在建造运河的过程中，当别人对他的事业提出批评时，他常会这样说：“我们以后会回答这一问题的——用运河本身。”果然，当巴拿马运河顺利完工时，哥萨尔斯便达到了他个人声望的顶峰。然而，面对那些公开的庆祝活动，他却几乎统统加以回绝了。当第一艘轮船驶过这条运河，人们朝穿着衬衣站在佩德罗米格尔水闸上的哥萨尔斯发出热情欢呼的时候，他却飞快地逃跑了。和许多英雄一样，哥萨尔斯对自己的成绩从来不会大肆声张，而宁愿让它们自己说话。事实上，正因为他们的谦逊，这些成功的杰出人士才会赢得赫赫声名。
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的校史展览中，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展板上有关他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位清华的终身校长，著名的特点是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能谦虚低调做人，在待人接物时藏锋示拙，谦虚诚恳，温和有礼，善于照顾他人的感受，尊重和倾听他人的意见，自然就会受人喜爱。而那些自傲张狂，放大自己的成就，人为地抬高自己的身价，目中无人，常常口出狂言的人，非但不能树立自己的威望，赢得他人的好感和尊崇，反倒暴露了自己的自私和无知、浅薄和粗俗，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好印象消失殆尽，最终会受到他人的孤立，沦于孤家寡人的尴尬境地。
要知道，真正有身份的人往往是平和而谦逊的，才华出众、能力超群的人是不会与骄傲为伍的。因为流星一旦在灿烂的天空开始炫耀自己光亮的时候，也就结束了自己的一切。即便自己取得了再大的成就，也要保持低调做人的态度。低调做人是在社会上加固立世根基的绝好姿态，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融入人群，与人们和谐相处，也可以让人暗蓄力量、悄然潜行，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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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笑，距离立消
具有幽默感的人，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能比较容易地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枯燥的会议因他在而谈笑风生；朋友聚会因他而红火热闹；面对严肃的上司，他出语诙谐，松弛了上司拉长的面孔；面对拘谨的下属，他妙语解颐，缓和其紧张的心情；参与紧张的谈判，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之余，他突然来了点儿幽默，交易马上顺利达成……这样的人，有人会不喜欢吗？适当开个玩笑，给生活增添一道幽默和诙谐的色彩，人际交往会更愉快！
幽默可以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尴尬为轻松，化被动为主动。它不单是能够使我们走出尴尬，而且还能够使气氛更加融洽、和谐。它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奇妙的润滑剂。不可否认，幽默能自然地消除陌生人之间的心理敌意，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无论是谁都愿意和一个有幽默感的人相处，而不愿和一个整天板着脸毫无趣味的人相处。这也证实了幽默作为一种生活情趣，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和情调，对他人极易产生人格吸引力。
毛泽东在人际交往中，就常常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幽默，打开局面，拉近距离，活跃气氛，增进了解，沟通思想，产生共鸣。
毛泽东十分重视三峡建设的问题。1953年2月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时，向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等种种问题后说：“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毛泽东的这一幽默，不能不使人感到他对三峡截流的重视和渴望，他心系三峡建设，梦寐以求地向往着“高峡出平湖”的日子。他的话不仅是心愿的表白，而且是一种号召，一种动员，一种激励。这一幽默，怎么能够不使人感到三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怎么能够不使人动之以情，夜不能寐。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先生。李宗仁一进门，毛泽东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对李宗仁先生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口口声声叫我们作‘匪’，还叫祖国大陆作‘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陪同李宗仁来的程思远先生忙替李宗仁先生回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的这一幽默，使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免去了刚刚见面的尴尬。毛泽东的幽默语言既是对李宗仁选择的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赞赏，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自豪。毛泽东的这一幽默，更加深了李宗仁对毛泽东的钦佩和尊敬之情。
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一天在街头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这一惊吓也非同小可。那个人立即扶起他，并慌张地向他道歉。然而，萧伯纳打断了他；对他说：“不，先生，您比我更不幸。要是您再加点劲儿，那就可以作为撞死萧伯纳的好汉而永远名垂史册啦！”
萧伯纳的这句幽默话让那位撞到他的人顿时放下了包袱。良好的人际氛围就形成了。
有一次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