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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表示两家公司的利润取决于它们的行动。你可以看出做广告是每一家公司的优势战略。因此，尽管两家企业都不做广告，状况会更好，但两家都选择了做广告。
这种广告理论的检验出现在1971年，当时国会通过了禁止在电视上做香烟广告的法律。令许多观察者奇怪的是，烟草公司并没有利用它们政治上相当大的影响力去反对这项法律。当该法律实施后，香烟广告减少了，而烟草公司的利润增加了。这项法律为烟草公司做了一件它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它通过强制实现了低广告高利润的合作，结果解决了囚犯的两难处境问题。
共有资源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说明了，人们倾向于过度使用共有资源。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囚犯两难处境的一个例子。
设想两个石油公司——埃克森与阿尔科——拥有相邻的油田。在这块油田下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由它们共有。钻一口井要花100万美元。如果每个公司钻一口井，每个公司就将得到一半石油，并赚500万美元的利润（收益600万美元减成本100万美元）。
由于油田是共有资源，各公司都不会有效率地使用。假设两个公司都可以钻第二口井。如果一家公司在三口井中有两口，这个公司就得到三分之二的石油，这就带来600万美元的利润。但如果每个公司都钻第二口井，那么，两个公司又是平分油田。在这种情况下，每家都要承担第二口井的成本，因此，每家公司的利润只有400万美元。
图16—6表示这个博弈。钻两口井是每个公司的优势战略。这两个博弈者的利己又使它们得到了不良结果。
囚犯的两难处境与社会福利
囚犯的两难处境描述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并说明了，即使合作使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状况变好，要维持合作也是困难的。显然，这种缺乏合作正是这些情况下所引起的问题。但这种缺乏合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问题吗？回答取决于环境。
在某些情况下，非合作均衡对社会和参与者都是不好的。在图16－4的军备竞赛博弈中，美国和苏联结果都处于危险中。在图16－6的共有资源博弈中，阿尔科和埃克森公司额外打的并完全是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两个参与者能达到合作的结果，社会的状况会变得更好。
与此相比，在企图维持垄断利润的寡头情况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缺乏合作是合意的。垄断结果对寡头是好的，但对物品的消费者是坏的。正如我们最早在第七章中说明的，竞争结果对社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结果使总剩余最大化。当寡头不能合作时，他们生产的数量接近于这个最优水平。换个说法，只有在市场竞争时，看不见的手才能引导资源有效地配置，而只有市场上的企业不能相互合作时，市场才是竞争的。
同样，考虑警察审问两个嫌疑犯的情况。嫌疑犯之间的缺乏合作是合意的，因为它使警察可以制止更多的犯罪行为。囚犯的两难处境对囚犯来说是一种两难处境，但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是一种福音。
为什么人们有时能合作
囚犯的两难处境表明合作是困难的。但不可能合作吗？当被警察审问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囚犯都决定出卖他们犯罪中的同伙。有时尽管卡特尔的个别成员有违规的激励，但卡特尔也能维持勾结性的协议。最经常的情况是，参与者可以解决囚犯两难处境的原因是，他们的博弈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
为了说明为什么在多次博弈中合作是容易的，让我们回忆双头的例子，杰克和吉尔。杰克和吉尔都想维持每人生产30加仑水的垄断结果，但利己使他们达到每人生产40加仑水的均衡。图16－7表示他们进行的博弈。在这个博弈中生产40加仑水是每个参与者的优势战略。
设想杰克和吉尔想形成一个卡特尔。为了使总利润最大化，他们应该一致达成每人生产30加仑水的合作结果。但如果杰克和吉尔只进行一次这个博弈，他们两人都没有遵守协议的激励。利己使他们每个人违约并生产40加仑水。
现在假设杰克和吉尔知道，他们每周将进行一次同样的博弈。当他们作出他们最初保持低产量的协议时，他们还可以规定，如果一方违约将如何处理。例如，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一旦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违约并生产了40加仑水，他们两个人以后会永远生产40加仑水。这种惩罚是容易实施的，因为如果一方的产量高，另一方也有同样做的每一个理由。
这种惩罚的威胁可能就是维持合作所需要的一切。每个人都知道，欺骗会使自己的利润从18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但这种利益只能维持一周。以后，利润将为1600美元，并停在这一水平上。只要参与者都非常关心未来的利润，他们就将放弃欺骗的一次性好处。因此，在多次进行的囚犯两难处境博弈中，两个参与者都可以很好地达到合作的结果。
案例研究 囚犯两难处境的比赛
假想你正与被关在另一个屋子里的“嫌疑”人进行囚犯两难处境的博弈。而且，再设想这种博弈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多次。你博弈最后的得分是你被监禁的总年数。你希望使这种得分尽可能地少。你应该用什么战略？你应该从坦白还是保持沉默开始？另一个参与者的行动会如何影响你以后的坦白决策？
多次的囚犯两难处境是极为复杂的博弈。为了鼓励合作，参与者应该相互惩罚不合作行为。但以前描述的杰克和吉尔的水卡特尔的战略——只要另一方违约，一方就永远违约——得不到宽恕。在反复许多次的博弈中，在不合作时期之后，允许参与者回到合作结果的战略，可能是较合人意的。
为了说明哪一种战略最好，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进行了一场比赛。人们通过输人为反复进行囚犯的两难处境而设计的电脑程序进入比赛。每个进行博弈的程序都对应于所有其他程序。得到狱中总年数最少的程序的是“赢家”。
赢家结果是被称为一报还一报的简单战略。根据一报还一报，参与者应该从合作开始，然后上一次另一个参与者怎么作自己也怎么做。因此，一报还一报参与者要一直合作到另一方违约时为止；他违约到另一方重新合作时为止。换句话说，这种战略从友好开始，惩罚不友好的参与者，而且，如果对方改变就给予原谅。令阿克塞尔罗德惊讶的是，这种简单的战略比人们输人的所有较复杂的战略都好。
一报还一报战略有悠久的历史。它实质上是《圣经》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战略。囚犯两难处境的比赛表明，这可能是进行生活中某些博弈的一个好的拇指规则。
即问即答 讲述囚犯两难处境的故事。写出表示囚犯选择的表，并解释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囚犯的两难处境告诉我们关于寡头的什么道理？
针对寡头的公共政策
第一章中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正如一般情况那样，这个原理对寡头市场的适用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寡头之间的合作是不合意的，因为它使产量太低而价格太高。为了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水平，决策者应该努力使寡头企业竞争而不是合作。我们来考虑决策者如何这样做，并考察这个公共政策领域所产生的争论。
贸易限制与反托拉斯法
政策限制合作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习惯法。一般来说，合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部分。企业和家庭用合约安排相互有利的贸易。在这样做时，他们依靠司法制度来履行合约。但几百年来，英国和美国法官都认定竞争者之间的协议减少产量并提高价格，是违背了公共利益的。因此，他们拒绝执行这类协议。
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把这个政策列入法规，并有所加强：
每一种限制了各州之间和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合约，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出现的联合或勾结，都被宣布为非法的……每一个将要垄断、企图垄断，或与任何个人或一些人联合或勾结起来垄断了各州之间或与外国人的部分贸易或商业的人，都被认为是犯有重罪的人。而且根据罪行在法庭定罪时；应该罚以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一年以内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谢尔曼法把寡头之间的协议从一种无法实施的合约提升为有罪的合谋。
1914年的克莱顿法进一步加强了反托拉斯法。根据这个法，如果一个人可以证明他受到限制贸易的非法协议的危害，他可以提出控诉并得到三倍于他所受损害的赔偿。这种不寻常的3倍于受损害规定的目的是，鼓励私人用法律诉讼去反对合谋的寡头。
现在，美国司法部和私人团体都有权提出法律诉讼来履行反托拉斯法。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中讨论的，这些法律被用于防止引起任何一个企业过分的市场势力的合并。此外，这些法律也用于防止寡头以一种使自己的市场不太竞争的方式共同行事。
案例研究 一次违法的通话
寡头市场上企业有勾结起来以便减少产量，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的强烈激励。18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市场失灵。在《国富论》中，他写道：“同业者往往很少聚在一起，但这种集会的结果是对付公认的合谋，或者某种提高价格的计谋。”
为了说明斯密这种观察的现代例子，考虑下面一段80年代两个航空公司经理之间的电话谈话。1983年2月2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段电话交谈。罗伯特？克兰达尔（Robert Crandall）是美洲航空公司总裁，霍华德？帕特南（Howard Putnam）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总裁。
克兰达尔：我觉得我们像基督说的罪过一样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但一分钱也没赚到是很愚蠢的。
帕特南：你有什么高见吗？
克兰达尔：有，我有个建议。提高你的机票价20％，明天一早我也提高我的。
帕特南：罗伯特，我们……
克兰达尔：你能赚更多的钱，我也是。
帕特南：我们不能谈定价问题！
克兰达尔：啊，霍华德。我们想谈什么就能谈什么。
帕特南是对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相互竞争的企业经理谈固定价格问题。当帕特南把这个谈话的录音带交给司法部时，司法部立即对克兰达尔先生提出起诉。
两年以后，克兰达尔和司法部达成一种解决方法，按这个方法，克兰达尔同意对他各种业务活动的限制，其中包括他与其他航空公司职员的接触。司法部说，解决的条款是“防止美洲航空公司和克兰达尔通过与竞争者讨论航空公司服务价格来垄断任何一条航线上乘客飞行服务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以保护民航业的竞争。”
关于反托拉斯政策的争论
长期以来，许多争论集中在反托拉斯法应该禁止哪一种行为的问题上。大多数评论者一致认为，竞争企业之间的固定价格协议应该是非法的。但反托拉斯法一直被用于谴责一些影响并不明显的经营做法。下面我们考虑两个例子。
转售价格控制 有争议的经营做法的一个例子是转售价格控制，又称为“公平贸易”。超级电器公司以300美元的价格把录像机卖给零售店。如果超级电器公司要求零售商向顾客收取350美元，就可以认为该公司进行转售价格控制。任何一个收取的价格低于350美元的零售商都违背了它与超级电器公司的合约。
乍一看，转售价格控制似乎是反竞争的，所以，对社会是不利的。正如卡特尔成员间的协议一样，它限制零售商的价格竞争。由于这一原因，法院往往认为转售价格控制违背了反托拉斯法。
但一些经济学家根据两个理由为转售价格控制辩护。第一，他们否认这种作为是为了减少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超级电器公司有任何一种市场势力，它可以通过批发价格来运用这种势力，而不是通过转售价格控制。此外，并没有什么激励使超级电器公司控制其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实际上，由于一个零售商卡特尔出售的价格低于一个竞争的零售商集团，所以，如果零售商是一个卡特尔，超级电器公司的状况会变坏。
第二，经济学家认为，转售价格控制有合理的目标。超级电器公司可能希望它的零售商向顾客提供令人赏心说目的展示间与有知识的销售人员。但如果没有转售价格控制，一些顾客就会利用一个商店介绍录像机特点的服务，并在不提供这种服务的折扣零售店中购买录像机。在某种程度上，良好的服务是出售超级电器公司录像机的零售商中的公共物品。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讨论的，其他人可以不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