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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无程序、无规则的权力确立、行使和更替的历史，权力无限膨胀，不受任何约束，掌权者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胜者王侯败者寇，人民财产不受任何保护，权利高于一切，社会上没有独立的公民社会，没有独立合法的民间团体，没有独立的商人阶层。始皇造骊山陵，一次性将一万名官女、三千名工匠全部活埋；刘邦之妻吕后在刘邦死后将其爱妃砍去双手双脚，割去舌头，刺瞎双眼，戳聋双耳，置于瓮中，放在厕所中任其死亡。这种无人性，不人道，残酷无情的事例翻开一部中国史比比皆是。
唐朝的长安城，繁荣是繁荣，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平民的控制，近乎于无限，先看城市的布局，纯粹的四四方方，显示出当时的规划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于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控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他们的城市往往都是不规则的形状）。长安城里面分成几百个坊，这一个个的坊的布局就是一个个长安城的缩影，一样的城墙，一样的城门，一样的作息制度，每天晚上击鼓若干下，就城门，坊们关闭，全体市民的社会生活停止，每天早上，击鼓若干下，社会生活才开始。在街道两旁不准开辟店铺，所有的买卖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按照行业所属，穿戴相应的服装，长安城几乎就是一座军事化管理的城市。
历代都有典章制度，都有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甚至刻于石上、铸于鼎上的种种规则。这些规则是冠冕堂皇的，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是要对大众宣布的，因此是光明正大的。如果人们都能按照规则办，那社会就要清明许多。遗憾的是，对于权柄在握的统治者来说，规则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在历代朝堂的“光明正大”的牌匾之下丛生着密密麻麻的阴谋诡计。以权谋私，徇情枉法不计其数。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权力场上，古人称之为“名利场”，有两种东西得到了极端发展，专制体制与权谋智慧。专制体制是为了强化集权统治，是为了强化权力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权力主宰着一切，包括一切规则在内。
民营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民营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谙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他自己早就下台了。曾国藩的东西基本没用，因为我觉得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其实是个假象。也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其实暴露出的是民营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或隔阂。或者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而选择这种领导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有多高明，而是我们的企业家对另一套简单而有效的科学管理方式的不懂或不熟。
有时候，我们发现，正确地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把问题提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才能做大企业；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做大企业。
这两个问题好像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是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民营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而在我看来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事。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把做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与艺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极少量的权术来增加综合和协调能力，但无限制的运用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这就是商业与政治的本质差别。所谓政治，本质讲的是权力的安排与行使。而所谓商业，本质却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交换与争夺。凡是关于权力的就是政治，而凡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就是商业，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由此，我们就发现所谓的公司政治，其本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有本质区别的。道理也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安排。
所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中都存在公司政治，但全世界任何一家优秀公司的政治都有非常明显的底线：权力是公司利益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权力安排，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与框架：首先是明确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领导权一定是在股东利益的制约下行使。其次是明确的雇佣合约关系，保证员工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公司利益。
之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底线，强调的仍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所有行为必须最大化地体现公司利益。同样，为什么那些世界级的优秀公司中，比如ＧＥ，一旦韦尔奇的接班人上台，另外几个候选人就要离开ＧＥ？为什么我们发现某些大公司，比如摩托罗拉新上任的中国区新总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提上来？结论也很简单，ＧＥ要的是公司利益，摩托罗拉要的也是公司利益。
当公司利益是明确的时候，权力的背后是明确的责任。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给你权力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同样，在有明确的责任下，重用谁，或淘汰谁就是行使责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任命的。比如，财务人员有没有权，这取决于你的财务制度与流程是否清楚。在清楚的情况下，哪怕总经理也没权随意报销，也要听财务人员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财务规范，企业将会怎样。
在曾国藩那里，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数不胜数。我相信，那些修练曾式管理法的企业家，最后的境界是达到从人性上把这类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从第一天起，别说你是ＭＢＡ，就是归国洋博士，要玩这种阴谋诡计，就像小孩与大人玩捉迷藏一样。你好好干可以，只要有什么三心二意，没等你跑，我就把你先清除了。
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像跨国公司一样强调必须有过去雇主的推荐信，那么这位老总就会发现，这位ＭＢＡ离开那家著名咨询公司的时候，就曾有过卡住公司电脑不还的闹剧。如果财务严格的话，借款也不会几个月不还。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似乎都是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做起来就难多了。但问题是现代企业是一百多年工业文明的产物，除了遵从工业文明内在的演化规律，我们还能做什么？更让我们感到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商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独立组织之管理。从古代中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那里，都找不到现代管理的根本规律，这点恐怕是那些热衷于以史鉴今的人们想不到的。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
没有哪一家民营企业不怀有现代公司之痒，没有哪一家成功的民营企业不宣称自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做出这样表率的公司。就连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第一面旗帜联想，欠缺的正是现代公司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一种围绕着经营绩效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严厉惩罚性纠错机制。20年了，从联想被开除去的高层，最具典型的是倪光南与孙宏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绩效非常突出。所以被开除，完全是在绩效以外的个人恩怨和权术上的考量。这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山头与权术代替了最起码的纠错机制的建设。
武建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需要一个民主政体，公司需要一种契约结构。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奖励与惩罚规则演变的历史。形式主义无济于事。形式上的西方婚礼，并不就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过分发达的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极大地抑制了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而助长了不择手段的流氓主义和厚黑主义，助长了专权弄权贪权的欲望，助长了反商业的行为。
第三节 没有任何借口吗？
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离心，祸必兴焉。
这段时间一直流行着《没有任何借口》、《把信代给加西亚》和《自动自觉工作》等几本关于“执行力”的书。这些书的几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着哲理、圣洁与睿智的意味。民营企业老板们第一次向下属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慷慨与大方，他们自掏腰包，买了十几本、乃至上百本，神情傲慢的分发给员工。这对有些员工来说，这是他们自为公司打工以来，唯一的一次“免费的午餐”。
这些书中所描述的人物，给我的感觉，首先决不是敬业之类，而应该有些蛮干。就像老板经常会这样训斥其下属：〃不要给我讲大道理，解释是什么原因，我只需要结果！就象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按时支付工资给你一样，这是没有理由可解释的！〃老板需要这种“李逵”之类的人物，难怪宋领导喜欢。而实际上，那员工心里在说“*，你什么东西，要不是我现在穷，为了那几个钱，在这忍气吞声，他年若遂凌云志，看我不……”
老板主观认定下属都是“全能人才”，他觉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任何事情做好。孔明不是张飞，诸葛亮不能上阵杀敌；张飞不是孔明，张益德不擅运筹帷幄；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我个人认为：所谓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担任适当的职务，负适当的责。
关于领导向下属布置任务的方式，中国最常见的是“大将出征前夕，君王面授机宜”、“将为一方郡守，先要进京面圣”之类，中国的领导喜欢下属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上下级能有一些关于细节的交流，内容包括：双方对任务内容的理解是否产生歧义；上级对于任务完成的期望目标；下级对于执行过程与关键细节的预测性说明；然后大家在资源利用上可能还需要讨价还价；也许要再加上一些上级激励或下级“表决心”之类的废话。如果作为领导，在“乱用人”之后还要指责员工办事不力的话，那么他实在很难摆脱下级对他个人行事方式的反感。虽然底下人可能表面上什么也不显露出来。
中国古代最讲“自动执行”的人群应该是正义感颇强的墨家。一件事情只要是他认为是对的、正确的，他就一定排除万难去做，甚至不惜与管理者的立场相悖，一群“义侠”嘛！而且“侠客”太多了也不好，游侠们是不太喜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们肯定不喜欢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自动执行者”。
好端端的“执行力”就是让一个极大讲究严格管理、将劳动者当作机械使用的民营企业家，成为一名具有极高道德标准、可以使下属感恩怀德主动工作的德高望重者，其目的不过是想把员工培养成责任感十足、死命干活的大侠。
员工就没了休息日，有几次连夜工作还没有调休，公司一切老板说了算，员工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包括中层主管，企业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利于员工的制度，甚至部门内部办公电话费高了都要员工平摊，况且办公室电话是没有开通长途的，员工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完全没有自己的权益。
受老板们的煞费苦心，处心积虑的经营，“有恒产者有恒心”，难能可贵；另外一方面，老板却拿一个很高的标杆（或者同期的自己）来衡量员工，但员工毕竟不是股东，机械的控制、怀疑，导致组织的向心力在不断减弱。
很多民营企业家自己而满不在乎地随意挥霍公司资产，一个经营不佳的民营企业家乘坐高级的奔驰车到处兜风，大概任何员工都不会信服。作为民营企业家，其经营态度非常重要，因此在困难时期如果没有与职工共同分担痛苦的这种态度，谁也不会跟着走的。如果用钱首先考虑的是自己，那么也可以说，你就没有当民营企业家的资格。民营企业家在用钱上要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