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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企老板在用人时有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花高薪请人才来公司工作，希望人才来了以后能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不能够接受人才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的很多具体整改意见，在每一个老板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深深的自我崇拜意识，总认为自己的做法才正确，而接受了外来人才的建议，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一贯的主张，这在他们的自尊心上都无法接受。在很多时候，老板总是处在一种与员工“心理较量”和“精神战争”状态，总是要用种种办法来证明自己比“你们这些家伙”要更高明。
民营企业员工在推动企业正规化管理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改革方案本身的合理性、中层干部的配合度和员工的接受程度，而是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不支持、不配合，不理解，不认同的态度。一般人往往认为，企业改革的最终受益人是企业所有者，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袁绍的例子就可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沮授、许攸帮助袁绍出谋划策，如果采用这些计策，最终受益人将是袁绍本人，但袁绍不仅不采用，还把田丰砍头、把沮授关押起来，把许攸气走。
企业用人观念 既然花钱请来了人才，就要充分利用他，利用他全部的创造力、全部的才能，把他的潜能发挥到95％以上，最大限度用他的智慧为企业赚钱。 花钱请来了人才，不需要他有太多的创造力和才能，只需要他按照老板的旨意去做就可以了。人才潜能只发挥30％。是储存人才，不是使用人才。
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一种喜新厌旧症，即对某一两个刚刚进公司的高层主管特别感兴趣，特别言听计从，而将已经工作相当长时间的老高层主管冷落在一边，而过一段时间之后，新人变成旧人，老板又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然后又可能再找两个新人，把老的新人又冷落在一边。这样周而复始，企业的高层主管中间，除了老板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会随着老板的个人兴趣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很多公司会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高级员工得宠的时间就那么几个月或一、两年，之后要么是被老板长期冷落在一边，要么就辞职走人。老板就像一个花心男人那样地换新女人一样，不断寻求新人的刺激。
老总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就是在一批又一批人才不断离去、企业因此遭受一次又一次人事震荡的过程之中逐渐成熟、逐渐走向理性。在中国，必须用一批又一批职业经理人的屈辱和泪水、一次又一次企业的人事震荡来使民营企业老总幡然悔悟，总结失败，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就好比负心郎的悔过必须建立在痴情女投河自尽的基础之上一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对于所聘用的人才、甚至高级人才大多没有一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宽阔胸怀，极少有刘备对待诸葛亮的那种真诚态度，虽然表面上十分客气，但骨子里仍把人才视为臣子，自己则以皇上自居，始终有一种不把人才当合作者、而是当成仆人的心态。由于老板有这么一种心态，在经营管理运作过程中常有不尊重人才意见和人格的行为，对人才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或提出一些让人难以接受、难以做到的古怪要求；不尊重客观实际，硬要经理人们做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常常无端地否决人才的各种意见，把人才的真知灼见和苦口婆心地劝说不当一回事；处理问题时全凭自己一已私利，不站在公平客观和理性的角度去对待各种问题。
于是，许多高级人才工作不了多久就愤然辞职，于是公司再招新人，而新人来了以后老板又故态复萌，于是人才又泱泱离去。这一周期就是：招聘新人入职企业——老板与人才进入蜜月期——双方进入摩擦期——进入矛盾冲突期——人才被解雇或提出辞职——再招新人——重复上述过程，反复循环。当代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存在这种中高层人才频繁更换的循环状态，能够实现中高层人才长期稳定（5年以上）的民营企业少之又少。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种频繁的人事更换中耗尽了所有的精力，最后倒闭破产。
直到有一天老板发现，新招来的人实际上与离去者在工作能力、个人品德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有时候新来的人还比不上离去者，只不过是因为“旧人”们与自己存在着一些恩怨隔阂、关系不太融洽，而新来者与自己还没有恩怨过节，所以容易合作一些，但时间一长，自己与新来者也会产生一些恩怨过节，有时候比旧人更加严重。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解雇“这帮家伙们”，而在于如何用好他们，在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老板们才会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使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开明、民主和豁达。而意识到这一点的老板寥寥无几。老板们始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总是带着一种指责别人的心态，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在职业经理人身上，从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永远是对的，只有“这些草包们”错了。
在民营企业的内部运作流程、管理流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的管理框架不是依*层级管理，而更多是表现在忠诚度管理上。谁对老板忠诚，谁就有可能在老板的办公室里边纵谈企业的各种变革。忠诚度确定员工在老板心目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往往与你在组织架构上的位置无关。
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企业里边，甚至是做管理的公司里边，在交换名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人递给你的名片上只有一个他自己的名字与联系方式，职务却付之阙如。有经验的人如果发现什么职务都不写的人往往对他能表现出更大的慎重。因为正是这些人可能在企业里边什么都可以管，他在工厂的时候它可以是厂长，在仓库时的时候又是保管员，在人事变动会议上他是人力资源总监，在企业决策会上他要比总经理更有决策权……他什么职务都没有，但他可以横跨每一个层级。
民营企业来办有很多就是*蔑视社会规则起家的，他们就是那一群在天空开始变黑之前的“白鸟”，适应天空变黑的就迅速的繁殖起来，相反的，就是要么消失掉，要么就能等待天空变蓝之后再出现。这些蔑视规则的民营企业家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社会规则对他们的约束，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自己能够灵活应变，这一点是与今天的国外创业者是不同的。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着角色的变化的，在草创时期，他是一个猴子，在企业做大了后他又是一个老虎。在草创时期的企业内部，民营企业家是一个老虎，在市场上他又是一个猴子。民营企业家非常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因为只有作君子才有原则性，而民营企业却是往往没有话语权的，所以他们必须不停地在变以适应外边的风向，因此，他们的朝令夕改也就成为必然。
民营企业老总一个最大的病症就是不肯放权、不肯授权，同时还要揽权和收权，似乎总有一种对人才的不信任、不放心的心态，万事都要由自己去做才觉得心里踏实。如果说只是不肯把总经理自己的权力授下去倒也罢了，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老总们往往把根本就是属于下属份内的工作职权也揽上来归自己掌管，让下属工作左右掣肘、无所适从，万事都要向老板请示，效率低下、难有作为。
作为下属，缺乏必要的权力，就难以在工作中取得成就，而老板一旦发现某人长期无成绩，就又要指责其无能。就好比既要把一个人双脚捆起来，又要指责他走得太慢。
事实上，在老板包揽了大部分权力之后，并不能把实际工作做好，由于包揽的事情太多太杂，加之对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大部分工作都做不到位，很多工作长期没有时间过问，形成无人管理的“死角”。于是乎，在民营企业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经理人能够管好但又无权去管，而老板有权掌管却又管不好。
那些死抱着自己的权力不放，安于现状的民营企业老板，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我们这里讲“放权”不是一味地放，在必要时还得要学会“收权”。有些中民营企业，由于内部管理制度还不是太规范，有时候会出现部门利益协调不一致，部门主管间矛盾激化，经营业绩一团糟，这是就需要企业主来协调，特别是对一些问题部门，要收回其主管的一部分权力，甚至企业主要亲自来抓该部门，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所出来的问题会得到改善的，这就是“收权”显力的地方。
有效的分权就是最好的集权，这个东西从政治角度上讲，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每一个州都有独立的财权，但美国并没有由于它有独立的财权而使美国各地都要闹分裂。而我们国家高度的财政集权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常常采取各种手段，来请中央让利。分权主义思想倒十分显著。结论只有一个，有效的分权就是最好的集权，这就是事实。
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中，在老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严重存在的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企业主大都是个体户、生意人或农民出身，有一定原始财富积累，但从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也接受甚少，更没有大规模正规化企业的工作经历，头脑中完全是传统买卖人和财主的种种观念，带有浓厚的泥土味，如果说再多一点的话，就是有一点类似胡雪岩的处世之道。而职业经理人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正规化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经历，有的甚至从海外留学归来，头脑中满是海尔模式、松下模式和韦尔奇理念，满脑子ISO9000和“5S”。两种类型的人走到一起，两种观点发生严重冲突：一方面，职业经理人提出很多关于企业发展战略方案和企业管理方面的设想和规划，另一方面，企业主带着自己原有的观念以狐疑的眼光看待着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的这些计划方案和管理制度，不相信它们的可行性。因此，这些提案、计划和制度获得通过的寥寥无几，通常的情况是，职业经理人提出的各种计划和方案被长期束之高阁，老板以“太忙了，没时间看”，“太多了，要慢慢看”为理由不断拖延，而这些东西没有企业主签字无法实施。职业经理人焦虑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每一项制度的颁布、每一项计划的实施，职业经理人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老板、回答老板提出的种种问题。通常的情况是，说服老板所花的时间精力远远多于制定和执行这些计划方案本身所花的时间精力。
表面上是“政见”不合，深层次还是反映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在理念与实践操作上的不健全，特别是民营企业做大后的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个人式独裁在当今十分普遍，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和职业人才的介入，加之目前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企业文化来约束住员工，可能会导致民营企业家的权力衰弱而人才的势力膨胀，如陆强化能够带走那么多人就很说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营企业家难以驾御人才的工作会很自然的选择让其走人；也可能由于人才的能力已趋于最大极限，而民营企业家在潜意识里仅仅是把人才看作是雇佣关系，为企业的更大发展会选择“过河拆桥”。职业人才，面对民营企业家的无理、苛刻要求，跳槽是家常便饭。
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自然资源和民族智商，而是国家专治黑暗的政治制度。不良的制度压制了来自民间的创造活力和奋进精神，使得民众无法尽全力去从事技术创新、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各种文化艺术创新。如朱元璋下令，片帆不得入海；清政府为杜绝民间与海外的商业来往，曾经下达禁海令，让沿海渔民向内陆地区后移二十公里；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禁锢人民的思想，约束人民的行为。
再看欧洲，希腊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也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对于政府侵犯平民权利的警惕，即使在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赶得上）所以自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