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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都依靠雇佣劳动的工资维持生活的制度，最后必然会遭到责难。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这种产业制度下，劳动阶级的人口过剩和生活条件恶化，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如果谨慎明智地节制人口的做法与雇佣劳动制度不能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制度。此时，不论财产如何处理，不论劳动方式如何改变，经济政策的雄伟目标，应能对劳动人民施加影响，使他们在更有力和更明白的引导之下（与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所能起的作用相比较），在节制生育上采取谨慎明智的态度。
但是，这样不能两立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固然，贫困的原因与雇用工人人数的关系，并不是象与业主的关系或与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那样一目了然的。但是，这决不是神秘莫测的。工资取决于争取就业者的人数这个道理，对于各劳动阶级来说，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也不是无法了解的。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习惯于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任何一个工会都很了解，提高工资的每一次有成效的联合，都是靠在限制竞争者人数方面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技术的行业，都渴望减少本行业的人数，大多要雇主接受（或力图使雇主接受）这样的条件，即雇用学徒不能超过规定的人数。当然，靠排斥别人来限制同业的人数，与靠对他们本身的限制来限制同业的人数，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不过，两者对于人数与报酬之间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认识。这种原理，应用在某一种行业上是容易理解的。不过，如果应用在所有的行业上，就不容易理解。其理由如下：第一，从局部来看，其作用比较容易看清楚；第二，熟练技工与普通工人相比，其智力较高，而且习惯于协作和观察其行业的全面情况，故对他们的集团利益有较多的了解；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的生活最好，他们储备的物品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深谋远虑。但是，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并为人们所承认的事物是无法理解的，并且不承认它是一般真理，这是不应当的。如果各劳动阶级的头脑，能够合乎情理地观察他们自己的总的状况，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必然会立即承认这一原理。然而，劳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仍做不到这一点。这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处于尚未开发的状态，或者是由于他们贫困，这种贫困使他们既不怕生活更加恶化，也不希望生活有丝毫改善。所以，他们不关心本身行为的后果，不考虑未来。
第三节 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相互有关的方法之一—教育
因此，为了改变劳动人民的习惯，对于他们的智力和贫困，需要同时采取双重行动。首先，对于劳动阶级的子女，要进行有效的国民教育。与此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象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样），消除整个一代人的极端贫困状态。
这里不宜讨论（即使以最一般的方式）关于国民教育的基本方针及其机构问题。但是，希望关于这一问题的舆论愈益推进，希望人们现在能够认识到，单凭口头教育是不够的，甚至在向那些阶级（社会上公开表示要向其提供它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的那些阶级）提供任何更好的东西方面，我们的进展也是缓慢的。有争议的问题暂且不说，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断言，对人民群众进行一切智力训练，其目的必须是使他们增加常识，使他们能对其周围的环境作出切实可靠的判断。这是教育据以建立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除此以外，一切其他的内容，都属于对智力的装饰。教育首先要有目的，这种目的一经确定而被人们承认，要决定教什么和怎样教，就毫不困难了。
在人民中实施一种能传播有益常识的教育，使他们得到能够判断自己行动倾向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即使不经过直接的反复灌输，也必定会形成一种舆论，认为各种放纵和不顾未来的行为都是不光彩的。造成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这种不顾未来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行为而遭到痛斥。这样的舆论一旦形成，必定能使人口的增加具有一定的限度（我认为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这种舆论的形成，只靠教育是不够的。教育与极端的贫困是不能共存的。对穷困不堪的人进行教育是不可能收效的。没有尝过富裕生活滋味的人，是不容易知道富裕生活的价值的。或者说，总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因而不顾一切的人，是不容易感觉到生活朝不保夕的苦恼的。就个人来说，往往有以奋斗求安乐生活的，但就全体人民来说，最多只能希望其勉强维持生活。要改进大多数不熟练短工的习惯和需要是困难的，而且不能很快见效，除非设法使所有这些工人的生活都提高到相当富裕的程度，并且能维持到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为止。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既不加害任何人，也无民间自然产生的慈善事业或政府用法律力量采取的慈善措施所常有的弊端；而且，不但不会削弱、相反却会加强对于勤勉的各种刺激和考虑未来的各种动机。
第四节 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相互有关的方法之二
——通过国外和国内的殖民（移民），予以大规模的直接救济
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殖民政策。这就是，由国库补助足够的费用，一举移殖极大部分的青年农业人口，使他们在殖民地定居。象韦克菲尔德先生所提倡的那样，给青年夫妇以优先权，如果没有青年夫妇，则给有即将成人的子女的家庭以优先权。国家的这种支出，对达到这一目的是最有效的。同时，殖民地则可获得最大量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殖民地是需要的，而在当地则是多余的。有人说过，适当规模的殖民，是用不着国家拿出什么费用的，或者用不着拿出不一定能收回的费用的。而且，其所需的资金，即使是靠借款，也决非筹自用以维持劳动的资本，而是筹自过剩的资本。这种资本找不到投资的出路，不能给其所有者的苦心积累带来充分的报酬（利润），如不投资海外，就会被浪费于国内不顾一切后果的投机。这种说法的依据，在本书的后面将会提到。在一国的所得之内，对于劳动阶级的福利通常无所贡献的部分，足以负担这种规模的殖民费用。
其次，是提供所有今后可以开垦的公有地，用以形成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些土地过去一向不是用于公共目的，而只是用以增加富人的领地。今天应当保留剩余的公有地，把它当作为穷人谋福利的财产。其管理机构已根据“一般圈地条例”建立。除此之外，我想建议的是（固然，这不可能很快就被采纳），今后在允许把公有地圈为私有的时候，应当先出售或转让一部分土地，用以充分赔偿这些土地所有者（包括村落共同体的成员）的损失；其余的土地则每块划成5英亩左右，让给用自己的劳动开垦并进行耕作的劳动阶级的个人，为其绝对私有的地产。对于其积蓄足以使生活维持到庄稼第一次收获时为止的工人，或能从某个当事人那里无担保地借得必需金额的工人（这样的工人是很多的），应当给予优先权。工具、肥料，有时还包括生活资料，则由教区或政府供给。这种借贷的利息，则作为一种具有永久性的地租，按公债的利率征收。小农可分若干年随时支付这种利息。这些小地产，如有必要，可按法律禁止其分割（固然，这种计划如果按当初的设想发生作用，土地是不会细分到不合理的程度的）。如果土地的所有者去世时没有遗嘱而在其继承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和平解决），则可由政府按其价值购回这块土地，让给能对其价格提供担保的其他工人。获得这样一份小地产的欲望，或许会象在欧洲大陆那样，成为谨慎明智和节约的一种诱因，对全部劳动人口发生影响。于是，在一部分雇佣工人中间产生了大有必要的中间阶级，即介于雇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中间阶级。这使工人得到两重利益，即，他们既能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又能得到可效法的样板。这样的结果，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期的。
但是，实行上述这两种补偿方法，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不仅要使国内全部雇佣工人获得工作，而且应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增加到足以使他们过他们从未享受过的富裕而独立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养育子女。否则，上述补偿方法，不管实行哪一种，或两种同时实行，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目的是提高人民的永久性的生活水平，那么，采取小规模的手段，不但不能产生小规模的效果，而且会全无效果。如果不能使整个一代人象习惯于过现在的贫困生活那样习惯于过富裕生活，就等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软弱无力的权宜作法，只是消耗资源而已。还不如把这种资源保存下来，直到舆论和教育的改进造成这样一批政治家——即，他们并不认为有了计划就万事大吉，而政治才能则无所作为——以后才实行补偿。
上面所说的各种方法，虽然已经不急于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专门推广，但其原理是正确的，所以仍按照当时所写的保留在这里。交通工具的低廉（这是当代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以及民众（几乎包括所有的阶级）已获得的或正在获得的有关世界各地劳动市场情况的知识，使英国向大洋彼岸的一些新国开始了自发的移民。这样的移民，目前尚无减少的迹象，反有增加的倾向。而且，国家即使没有采取任何有组织的移民措施，大不列颠的工资也已有实质性的上升（象过去在爱尔兰看到的工资上升那样），这种上升还能以同样的速度持续一代人或几代人之久。向国外的移民，不但是过剩人口一时的出路，而且正在成为他们永久的出路。这一近代历史上的新现象，加上自由贸易造成的突然繁荣，使英国这个人口过剩的国家得到暂时的喘息时间，可以用来在各个阶级（包括最贫困的阶级）的人民中实现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进步，以防止人口再度处于过剩状态。这一极好的时机能否利用得当，取决于我们议会的智慧。但是，依赖我们议会的智慧总是很靠不住的。有下述情况作为依据，我们才抱有希望。这就是，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象现在这样，人们智力的发展，很少是靠政府，而大多是靠人民的普遍意向。现代人们的进取心，已经扩大到人类活动的许多部门，在每一个部门，从最低级的物质方面到最高级的道德或智力方面，都提出了促进公共利益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都被人们几乎不带偏见地听取，并且存很好的机会得到大家了解和公正的考虑。这在英国的历史上是从所未有的。
第十四章 论工资因职业而异
第一节 工资因各种职业的引诱力不同而不同
以上对于工资所作的论述，只是限于对工资普遍发生作用的各种原因，也就是通常所谓支配正常的或平均的劳动报酬的各种法则。但是，不同种类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受不同法则的支配，从而通常所支付的工资率也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尚未讲到。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些不同点，研究这些不同点以什么方式对前面所说的各种结论产生影响，或受到这些结论的影响。
关于工资问题的这一部分，在过去所有的说明中，说得最好的是亚当·斯密的著名的和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章 。但我实在不能认为他的处理方法是象有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完美无缺。不过，他的分析可以说是成功的。
亚当·斯密说，这些不同点的产生，部分是由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实行完全自由的政策，部分是由于“各种职业本身的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实际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上，对某些职业的微薄货币利得有所补偿，而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货币利得有所抵消。”他认为，这些情况包括，“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职业所需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他曾对其中的某几点，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然而，其中有些例子早已过时。“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相同。例如，在大多数地方，按整年计算，缝工的所得较织工为少，这是因为缝工的工作较为容易”。关于织工的报酬，自亚当·斯密时代以后，情况大有变化。而且我想，所谓其工作比缝工难的织工，决不可能是普通的织工。“织工的所得较铁匠为少。这未必是因为织工的工作较为容易，这是因为织工的工作清洁得多。”说它所需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