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善好施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了（《诉讼》，页236237）
希望竟是以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形式透显出来。K怎么不死得理直气壮一些？为什么不像伊鲍里特那样去死，或者像基里洛夫、里厄医生那样，反抗像狗一样被人杀死？清醒的逻辑告诫人们，为了生存的权利。宁要恶的事实，也不要模模糊糊的希望，不是才合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K张开手指，举起双手，让屠刀在自己的心窝里转两转，不是侮辱了生命的至高权利？
八
现在，该来看看曹雪芹的“新人”形象的结局了。
绕了一大段弯路才进入这问题，绝非写作手法的精心安排，而是所关涉的问题本身的要求。曹雪芹的新人重新回到“石头”，世界，问题随之又来了：这位新人本来就想要走出石头世界，返回石头世界出于迫不得已，在石头世界中呆下去决不会舒畅。是否还有希望挪开这块石头？曹雪芹的新人已经尝试过给无情的世界补情，由于石头心的缘故，补情归于失败。如果挪开大荒山的石头，又该用什么来填充世界的根基？这些问题可能想得太远了些，至少，挪开这块石头的希望毕竟值得尝试一下。
挪开这块石头的艰难尝试可以这样进行：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生命的力量把石头顶起来，让后来的精神从石头缝隙中穿过去。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尝试了，顶起石头的英雄会不会被石头的压力扭曲、甚至被同化为石头、被石头性吞噬？如果这位英雄自己肩起石头是以化为石头为代价，否则就没有力量肩起石头，人们从他身下匍伏而过会不会被石化呢？即便这位英雄肩起了石头，人们进入新的天地仍会以石头为路标，那么，他所指引的新的天地是否仍然是一个石头世界？既然这位英雄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肩起石头，他的牺牲会给后来的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品质？
这些担忧可能都是多余的顾虑。毕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有勇气和毅力肩起石头？能肩起石头已经堪称伟大。
令人惊喜的是，中国精神史上出现了这位肩起石头的英雄：曹雪芹新人形象的补情精神真的发展为肩起石头的硬骨头精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人物历史地现身为现世的人一样，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历史地现身为现世的英雄，他就是在青年时代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夙志的鲁迅，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我们的精神旗手。
……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引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与西方精神史一样，中国精神史上有大才华的诗人代不乏人，然而，能身为一种精神风范的诗人总是极少数，屈指可数，甚至好几代风流人物过去了，也难遇见一位这样的诗人。在中国精神史上，能身为精神风范的诗人，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之后，可能非鲁迅莫属。2O世纪留下大量作品的诗人不在少数，又有谁能像鲁迅那样竖立起一种精神？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鲁迅首先是一个觉醒的人，甚至他的仿徨、苦闷、阴冷，都是觉醒的表达，在他看来，历史要求他有这样一双觉醒的冷眼。“觉醒”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觉醒”都是针对蒙蔽而言的，曹雪芹的新人最后不是“觉醒”了吗？鲁迅觉醒的冷眼正是曹雪芹新人形象的结局，也是鲁迅使命的开端。鲁迅传承了曹雪芹新人的使命，只是使命在此已由为无情的世界补情转变为把无情的石头肩起来。鲁迅与曹雪芹的新人在气质上具有共同的基础，曹雪芹的新人在红楼情案终了时已经变成石头，石头做成了鲁迅的骨头。
鲁迅对儒家信念的抨击与曹雪芹的新人何等相似：在鲁迅眼里，儒家的道德谱系不过是“虚伪道德”，“以残酷为乐”、把“幼者”作为“长者的牺牲”的“畸形道德”：“不错，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与贾宝玉一样，鲁迅似乎生性与儒家精神格格不人：”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一干”（《写在后面》）。
在不少人看来，鲁迅对国民性的分析和揭露最令人惊异和令人推崇。但是，国民性只是民族精神的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几千年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王道，正是历史王道的体现者先王、圣贤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鲁迅用贾宝玉式的口吻说，中国史籍中有二十四史那样的浩瀚文献，可见革命也经历过二十四回了。然而，历史上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朝代更替，丝毫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革命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这“天”究竟是什么呢？革命到头来都是新的皇权出来替天显道，中国革命的目的始终不过是一个皇权问题。皇权变换，天道也就行了。于是又重新“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一治一乱就是中国的历史。这是不是像曹雪芹的新人在排列“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王道历史？所谓治，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鲁迅眼里，圣人谱系中也有启伐有扈、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平四国、灭管蔡，换句话说，也有血腥、杀戮、暴政。王道的历史永远在肯定”吃人”的正当性，迫使中国人承受人吃人的事实：人肉筵宴是历史事实，而且还有人想继续排下去。鲁迅对历史王道的认识，真的比曹雪芹的新人更透辟？
与历史王道相辅相成的是礼教、如果历史上道吃人，礼教就是让吃人者有胃口。鲁迅仍然用贾宝玉的口吻说，中国的人间秩序是根据所谓的天理秩序来设立的：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台是最下一层，由此往上，一级臣服于一级，每一下层都负有道德义务。但台也有自己可以施威的人，那就是女人和儿子。照此来看，中国的礼教不是教人活着，而是教人活着比死了还不如，何况圣贤之徒也常常互相杀戮，天下何时太平过。比起鲁迅的深刻，曹雪芹的新人是不是已经算不得什么呢？
历史王道和礼教秩序内化为内在的人性就成了所谓的国民性。由于现实的残忍和道德的伪善，中国人变得随便和滑头，固守本性所有的东西，在自慰中寻得自我：排异守旧、没有情操、精神胜利、上谄下骄、袖手旁观（而且只要是看“头”却“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由此发展为随便、通融、圆浴、旷达、伪善、装腔、口是心非、言行乖离。可以说，无论鲁迅对王道历史或国民性的认识比曹雪芹的新人深刻多少倍，那特质之性乃一脉相承。难怪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对儒教和国民性的批判都还算不上鲁迅自己的思想。事实上，鲁迅对贾宝玉的理解之深，超乎人们的想像：
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少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究竟站在什么立场指控中国传统精神？鲁迅如果仅仅站在贾宝玉思想的立场，被誉为深刻、尖锐的儒家王道和礼教批判，不过用现代话重复了庄子的见解，为人津津乐道的国民性针钵，再现的不过魏晋狂士风范和宝玉的“残忍乖僻之邪气”，算不上什么“觉醒”。认识到“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才是鲁迅自谓的“觉醒”：重返大荒山、无稽崖的“出家”，已经不再是出路。比曹雪芹有幸，鲁迅遇到了西方思想，出路有了。
鲁迅早年接受过西方的生命进化论，乃众所周知的事。不过，鲁迅并非全盘接受达尔文的主张。所谓适者生存，依然不过是在否定某一部分人的生命权利。应该肯定的是生命力本身的权利。生命力要发展，必需有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只能是历史。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生命力的权利写历史一旦结合，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历史也就有了意义。历史的意义不在某种价值形态的实现，而在人的本然生命力的更新。自然性的生命力才是最终极的实在，在这里，尚力论的历史主义成了一种形而上学。鲁迅坚定地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天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自然性的生命力获得的形而上学权利，是否还有更深的价值基础呢？没有。生命力的价值根据就在自身，“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这生命，否则失去其生物的意义”（《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接受了斯塔夫罗金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理解呢？“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火’便是‘新生’的一部分”（《译文序跋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
这不与庄子一样，任何价值都被还原为本然少仁命力吗？然而，“觉醒”的鲁迅并不同意庄子的消极保真，而是倡导以生命的自然力吞噬恶。本然生命实现自身就是最高的真理，一切价值都在这一真理之下：“鸷鸟猛兽以软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说了空话”（《朝花夕拾，狗·猫·鼠》）。这里的对立难道不是生命的原生力量与历史中的道德秩序的对立？这是不是说，唯有弘展自然生命才是历史进步的法则，礼教、王道正因为压制本然生命才是不合理的？人吃人是否仅仅出于礼教、王道才不正当，为了生命力的自然权利吃人就合乎历史法则，就可以把“人肉筵席”继续排下去？生物性的生命力的更新不得不跨过血泊，这是历史生存的进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于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栖牲于他”（《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生命的生物力应当成为历史的道义法则；“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这是不是说，生命生物力的法则的确残酷，为了生命的法则，人应该残酷？这是不是说，世界的本相是荒凉、阴冷，生活的创生也应该荒凉、阴冷？荒凉、阴冷是世界的事实，事实有至高的权利：“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据鲁迅说，托尔斯泰的以善抗恶论固然是诚善的理想，但见诸事实，就毫无意义；除非有刀子在手里，才能讲人道主义。但什么时候有过不带血的历史？历史带血，“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生命力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恶。庄子畏惧历史时间中的恶，于是想扭转生命力的方向，返回原生命。与庄子相反，尽管认定生命本然才是最高的法则，但在鲁迅看来，生命力的生存必须进入历史时间中的恶。恶是生命力必得造作的，因而恶堪称人性生命力的价值。
鲁迅尽管与庄子一样，把一切价值真实置于生物价值之下，却颠倒了庄子的思想方向。鲁迅精神的独特性和伟大都得自于这种颠倒。然而，这种颠倒的深刻和勇气是哪里来的？来自鲁迅深刻的冷眼。深刻的冷眼又是哪里来的？不就来自曹雪芹的新人的“觉醒”；看透了给无情的世界补情根本不可能？
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俄罗斯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鲁迅。他们靠什么赢得声誉？当然是靠富有智慧的洞见。什么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