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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俄罗斯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鲁迅。他们靠什么赢得声誉？当然是靠富有智慧的洞见。什么洞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见是：启蒙理性没有消除神性与人性的紧张关系，他仍然有对上帝的绝望信念；鲁迅的洞见是：既然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必须且应该称颂恶，不可相信、祈告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价值都是虚假的，它们帮助历史的恶扼杀生命。
鲁迅觉醒的冷眼博得了中国知识人的广泛称颂，仿佛使人豁然开朗：原来我们的生命价值就应该是历史的恶。
据说，鲁迅晚年的杂文多是在血腥政局中与形形色色的文敌论战时写的，并不能代表他真正的思想。照此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爱心、祈告的信赖是一种生盲，他还没有看透历史事实，没有亲历过血腥政局，周围没有形形色色的论敌。是这样的吗？
陀思妥耶大斯基没有看到鲁迅看到的存在事实，算什么诗人？对人世的险恶、凶残、打着道义旗号杀人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有尖锐的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历的绝望、怀疑、闷苦、仿徨甚至是鲁迅未曾经历过的，鲁迅起码不曾遭受监禁、流放，毕竟没有品尝过临刑前的一瞬，没有体验过生命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残酷。痛苦和绝望的体验固然无法比较，但得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绝非所谓道德理想主义者，只盯住人间的道德秩序，看不到漫无边际的恶。这样一来，这两人绝然不同的精神意向就不是一个在恶的事实面前觉醒与否的问题，而是情怀、气质和信念问题。如果站在绞刑架下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鲁迅，会怎么呢？按鲁迅的情怀和气质，他肯定不会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所置身于其中的精神传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祈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和气质似乎可以理解。但据说鲁迅通西学，事实上，他的确知道遭“众扰太人碟之”的耶稣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渊中祈告的基督教信念，而且也晓得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尔西是诚和爱”。问题在于，鲁迅并不相信认信基督的信念，而是相信恶的事实力量。鲁迅相信的是另一种信念，爱心、祈告的力量没有恶的事实有力量。“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活；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部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情怀、气质和信念是相互维系的。某种情怀和气质使人更容易相信某种信念，某种信念又反过来深化这种情怀和气质。鲁迅的信念得之于他的情怀和气质，他的信念又深化了自己的情怀和气质。鲁迅的时代充满混乱，疯狂、血腥，但这并非只是鲁迅才面临的历史事实，也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特拉克尔、艾略特、加缪所面临的历史事实。鲁迅的信念并非历史的恶强迫得来的，而是其个人气质及其所传承的精神传统的结果。在西方，流淌的无辜鲜血并不比中国少，历史的疯狂和混乱并不比中国好多少。在鲁迅写作《野草》的时代，也是《荒原》、《尤利西斯》、《死的颂歌》、《在流放地》产生的时代。同样的历史事实并没有迫使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特拉克尔、艾略特甚至加缪产生出鲁迅的信念。为什么不应该问：在中国何以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
也许，情怀和气质很难互相辩驳。问题仍然在于：即便存在的事实是恶，是否就应该肯定其意义？无法改变恶的事实，是否就应该认同历史事实的恶，屈从于恶的力量？难道一息生命只有从历史的恶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生存的力量？难道以恶抗恶是人在现世恶中唯一可以信靠的伟大精神原则？觉醒的冷眼有什么了不起呢？难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人的精神究竟应如何对待历史事实的理性呢？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惊人的毅力，前者表现在屈从于历史事实的理性，这需要相当的毅力。后者表现在信靠上帝承负恶，这同样需要相当的毅力。难道盼望中国诗人也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也是一种可笑的妄念？
又回到情怀和气质上来了，我们还是避开它。面对历史的恶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生性善良，比如索妮亚，该怎么办？在生活中，索妮亚碰到了位斯科尔尼柯大，就像碰到了鲁迅。鲁迅的精神与拉斯科尔尼柯夫如出一辙，要反抗世界的恶，人就得恶，只有如此人才能生存，生命才能发展。拉斯科尔尼柯夫是现代西方人，鲁迅成了拉斯科尔尼柯夫，中国精神就这样“现代”了。那些赞叹鲁迅精神何等现代性地深刻、如何后现代地高超的文人忘了，现代精神并非唯此一家。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精神”，索妮亚问：没有上帝我怎么活呢？
鲁迅觉醒的冷眼犀利吗？看到现实的产酷、历史的荒唐甚至中国的国民性，并不需要特别犀利的目光。鲁迅的“觉醒”深刻吗？看到历史的恶必然会嘲笑人的良善愿望，有何深刻所在！鲁迅通过《伤逝》的主人公来这样总结生活经验的：“我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伤逝》）“觉醒”就是这样“深刻”的？由这“觉醒”生出一双冷眼，把“‘以德感’；‘以情系’这些老话头”“置之度外”（《两地书？八八》）。这就是冷眼的“犀利”？向虚无、石头、无情俯首称臣，难道就是反抗这个无情的世界，给黑晴捣乱？这双觉醒的冷眼绝不与现实世界同流合污，而是抗争、呐喊、救人。然而，既然这双冷眼只承认“冷”的法则，不就己然让生的力量让位于恶的权利？与拉斯科尔尼柯夫一样，在鲁迅那里，只有理知，没有”相信”。不难设想，对索妮亚的问题“没有上帝我怎么活？”。鲁迅的回答不会与拉斯科尔尼柯夫不同：“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呢？”
使石头神化的人并不使那些在爱中看到一切事物的原则、来源和根本的人们成为英雄，而是使那些在生活中体现仇恨原理的人成为英雄，这些人不是使徒，不是先知者，而是汉尼拨，像小孩子一样对罗马发出永恒仇恨的誓言，……在崇拜自明，询问现实以求真理的理性看来，先知者和使徒们之对爱的宣扬都只是一神幼稚行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感情用事，而这是会为历史事件消除得无影无踪的。（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前褐，页60）
鲁迅曾明确表示看不起舍斯托夫的见解又有什么奇怪？舍斯托夫否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正义”法则，鲁迅则以为，是人就得被迫承认铁血法则。①鲁迅精神的伟大在于：他敢于承认恶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绝对力量，中国知识人中那么多与鲁迅心心相印的人是否想过；究竟是在什么情怀上心心相印？自己是不是甘心情愿把鲁迅的阴冷理知变成自己的相信？
①参舍斯托大；《莎士比亚及其批评家布拉德雷》，鲁迅：《且介亭杂文？以眼还眼》。
这就是曹雪芹的新人后传：由于给无情的世界“补情”根本不可能，这个世界只会把一切祈求和爱的意愿判为妄念，心灵就理应变成石头。关于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真理，只能得自于现实的恶，它迫使人们放弃神圣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索妮亚看来，乃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靠，无条件信赖上帝的救恩和受苦的爱。当然，在鲁迅那里，传承的石头发生了巨变，它不再在无情的世界中闲逸逍遥、适性得意，而是成为恶的世界中的一块石头。逍遥精神在此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承认无情和石头的绝对力量。
据说鲁迅的思想特色是“杂”，在我看其实是“阴冷”。这阴冷从大荒山、无稽崖创造性地转化而来，成了西化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传承魏晋人的狷狂不算什么，强化曹雪芹的无情石头也算不上什么，真正了不起的是：鲁迅成了陀思妥耶大斯基笔下那些心灵里有“可怕的东西”的斗士。在鲁迅心灵深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向受难的“下跪”（还有斯？特罗菲莫维奇的“下跪”）都是一种屈辱，他会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韦尔霍文斯基的话：“然而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此外还需要一点‘鲜血’，以便使我们渐渐习惯。您笑什么？”（《群魔》，页538）鲁迅不就宣称过“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华盖集？杂感》）？后来的加缪担当荒诞的欢乐，萨特提出虚无主义责任论（现代式逍遥），鲁迅堪称已着先声，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野草》当然可以算作存在主义，但那是施蒂纳、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而不是基尔克果、舍斯托夫、马丁、布伯、马塞尔、乌纳穆诺的存在主义。如若不信，请听从“淡淡的血痕”中发出的誓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己死，方生，将来和未生。……他将要起来使人类复苏，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上的良民们”（《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鲁迅也许没有达到伊凡和伊鲍里特的深刻和真诚，尽管他们都揭露世界、历史和价值形态的假相。鲁迅的揭露并非基于小孩无法补偿的眼泪，因为这眼泪的无辜基于上帝的神圣正义，在鲁迅信奉的自然生命力中，眼泪的无辜并没有真实的历史分量，新生的自然生命力才有。鲁迅的心灵从来不曾被纠缠伊凡和伊鲍里特的问题（没有上帝，现世恶的事实该怎么承受）纠缠过。鲁迅实际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甚至斯切潘诺维奇，“他吸取别人的思想，把这种思想的对立面也加诸于它，于是双关语就出来了。罪行是存在的，罪行是没有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正人君子是没有的；无神论，达尔文主义，莫斯科的钟声……”（《群魔》，页633）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有如此预见力？他不仅预先塑造了尼采、卜夫卡，也塑造了鲁迅。鲁迅站在沙托夫的对立面，他必然也会看不起卡夫卡的怯弱。卡夫卡是从梅思金、沙托夫变来的，他的绝望，他的死亡，甚至他的绝望中的希望，在鲁迅看来，都是一座座埋葬生物性生命的坟墓。
九
并非每一从前的思想都值得以后的人们跟随着去思想。判定一种思想是否值得再去思想，涉及到思想的起点，这对思想的事情来说相当重要。鲁迅是有思想的，那么，他的思想是否值得追思呢？当鲁迅说，他要“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两地书？九五》》时，他的思想是否就因此而有意义，深度和分量、甚至让人感恩戴德呢？人们考虑过，这涌出的血究竟是什么颜色玛？只要是血，便可以传输？
鲁迅曾想为中国的未来献身，就像曹雪芹曾想为世界补情，既没有哄骗后人，也没有哄骗自己。鲁迅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与卡夫卡的绝望、以及卡夫卡始终不敢言说希望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语，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晴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在“五四”启蒙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声调相当独特：激越中有悲戚、希望中有绝望、热情中有冷峻。鲁迅因此而超逾了时代地深刻，有后现代后启蒙的风范。然而，鲁迅能看到即便未来的光明中也会有黑暗，是后启蒙的深刻、抑或曹雪芹新人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