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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者的月供水平大大超出了他们未来预期的收入可以承受的水平。这就说明，目前的许多住房贷款在未来是无法还清的。
一旦将来普遍地出现还不起住房贷款的情况，银行将不能偿还贷款者的住宅大量拍卖，必然引起住房价格暴跌和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这有可能变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起因。
除此之外，许多以自己的资金购买商品房的人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将其在再卖出去以牟利。这种“投资买房”的典型，就是这两年出现的“温州炒房团”。
由于买房的资金有一半是银行贷款，另一半的资金中可能也有一半是所谓“投资买房”，这两年销售的商品房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资金是没有真实购买力或消费意愿的。
一旦除去这些购买者没有真实购买力或消费意愿的购买，就会特别醒目地暴露出小汽车特别是商品房真正的销售极度小于其生产的真相。更要命的是，那些没有真实购买力或消费意愿的购买者将来还会使他们购买的住宅再出现在住宅市场上出售，从而极大地增加未来住宅供大于求的压力。那时整个经济极可能陷入金融危机和萧条。这最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经济增长由于某种原因而放慢，由此引起收入增长放慢，大批贷款买房者不能还贷，拍卖住宅还贷使住宅价格下降，进而引起投资买房者们的恐慌性抛售住宅。住宅建设那时当然会萎缩，由此引起的原材料价格下降会使原材料产业以致整个经济陷入萧条。正是由于估计到了这全部前景，我们才说，目前的经济过热很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极强。
总的说来，应当把2003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概括为“结构因素造成的宏观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过热是由房地产这样的个别部门引起的，它并没有造成所有部门的求大于供——许多别的生产部门依然感到消费需求不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银行如此大方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而不向工商业贷款，那些有钱的个人又为什么宁可“投资买房”而不投资工商业。我写的《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主要回答的恰恰是这个问题。那里我作了详细分析，说明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而对外国产品开放本国市场和鼓励外商投资只不过是在进一步加剧这一困难。在如此优势的外资毫无阻碍地夺走了那么多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背景下，本国银行和个人的资金不敢再进入工商业而流向购买房产，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大量资金流向购买房产，这本来是长期中宏观总需求小于供给产物，却在短期中拉动了房地产以致其它部门的投资，造成了暂时的经济过热。只不过这一过热极其脆弱，因为拉动它的是没有可靠资金支持的泡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目前的过热很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很强，如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陷入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求大于供的过热只是很短暂的现象。而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已作了详细说明，因此我将该文附于后面，作为本文的主体。
02、当前的结构性问题
我还要附带说两个问题。：
十几年来，房地产开发商成了暴富阶层的主体，现有的中国一百位最富有富豪有50位全部或部分涉足房地产，而很多暴富的人更是靠房地产开发而“掘得第一桶金”。今天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之大，已足以在2003年阻挠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业贷款的举措，并抬出一个所谓“国务院文件”来与其对抗。但是这个利益集团最近两年的种种表演，已经完全暴露出了它与全中国人们利益为敌的本性：
——它一贯反对必要的宏观经济紧缩。在1993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商们就充当了主力，许多人因此暴富。它们是反对那一波宏观调控的中坚，对此我在“左氏风波”中早有揭露。今日这个利益集团又总动员起来反对宏观紧缩，又一次重演了其一贯要为自己私利将中国人民拖入通货膨胀的泡沫经济的企图；
——它掠夺了中国人民最可靠的财富为己有，并制造了贫富分化的尖锐社会问题。
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商的主要经营动机绝不在靠盖房子得到合理的利润，而是要将农民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级差地租尽数变为自己的暴利。其实在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在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都已通过种种途径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当代的经济学家更在作种种思考以将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全部变成政府的收入以造福于全民。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用尽了一切手段与政府官员勾结，以便将农民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级差地租都变成自己暴富的源泉。
他们的这些作法不仅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好处收到了少数房地产商手中，通过这少数人的暴富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分化，而且严重地侵犯了广大人们群众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几年中国的严重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对城市居民强制拆迁。而这些征地和拆迁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房地产开发商攫取最大利润的贪婪目的，其背后其实都有房地产开发商的黑手在运作。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商们还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造成了城市中无数的有关房产的冲突。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商们已经成了今日中国的万恶之源。
——房地产商们制造的房地产泡沫给整个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浪费了对中国的发展极为宝贵的资金。
1992年的那一轮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实际损失到底是以百亿计还是以千亿计，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它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搁置了十几年的无数“烂尾楼”就是证据。而这一次的房地产泡沫到底会造成多少损失，我们将拭目以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及早制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这次的损失绝不会小于上次。
要说的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主张依附型发展道路的人总是说，搞自主知识产权是赔钱的，中国没有资金发展资本密集产业和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其实看一下房地产业的泡沫和浪费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荒谬。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浪费的上千亿资金够我们发展多少高科技项目？为什么可以在卖不出的房子上投入上千亿，就不能用5个亿造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呢？说到赔钱，“烂尾楼”又赔进了多少钱？说到以投资拉动总需求，难道以对高科技的投资拉动总需求不是对发展更有利吗？真正懂得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人都会说，如其把钱赔在中国人买不起的房子上，不如把钱赔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产业上。把钱赔在中国人买不起的房子上只会给中国留下一堆金融不良资产，而把钱赔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产业上不仅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而且会发展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资本利润率和工人工资，使中国赢得真正的发展。
“贱卖国有企业”必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贱卖国有企业”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单纯从字面含义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当有任何含糊之处。但是在实际出售国有企业时，又很难找出不贱卖国有企业的可操作的方法。
单纯从字面含义上说，“贱卖国有企业”必定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不应当有任何疑义。
所谓“贱卖”，本意就是“以过低的价格出售”：“贱卖国有企业”的字面含义就是“将国有企业以低于其所值的代价出售”。这样的出售本身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一般人口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其含义就是“国有资产减少了，而且这种减少本来不应当发生”，而把国有企业以低于其所值的代价“卖”出去，当然会使国有资产发生不应有的减少。
但是实际工作中最大的难题却是，到底以多大代价卖出国有企业才算是“贱卖国有企业”？要想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又必须先弄清“待出售的国有企业究竟值多少？”
在前些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常常以企业的帐面净资产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国有企业的价值；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把国有企业以远远低于其帐面净资产的代价卖出去，就成了“贱卖国有企业”。但是这样来衡量国有企业的价值，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谬误。
第一个根本错误在于，在现行市场经济“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下，任何企业的所有权的价值就应当是该企业的资本的价值，但是这个“企业资本的价值”并不能用企业的帐面净资产来正确度量。企业的帐面净资产只是事后记录了企业投资的成本，而企业资本的价值则在于它替其所有者创造利润，因而企业资本价值的度量只能是其全部未来利润的资本化，这个资本化是以筹资的贷款利息率来将企业未来的利润流折成现值。
但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帐面净资产来衡量企业价值还会造成另一大谬误：正常的中国国有企业，其利润比市场经济中的一般企业要低得多。这是因为按照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的许多老职工还是不能解雇的。由于原来的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员工在国有企业内部有着较强的谈判力量，使过去国有企业员工的效率工资普遍高于同等技能和劳动强度的农民工。这增高了国有企业的产品成本，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帐面利润。由于在这样一种劳资关系下的利润比较低，用它折算出来的企业资本值就会偏低。
考虑到了这两点，就会知道按帐面净资产来估算国有企业的资本价值是完全错误的。按真正“资本雇佣劳动”状况下的未来利润流折算的国有企业资本现值，既可能低于企业的帐面净资产，也可能高于企业的帐面净资产。在前一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售价低于其帐面净资产，可能也没有“贱卖国有企业”；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售价大大高于其帐面净资产，可能也“贱卖”了国有企业。
而在出售国有企业的场合，我们当然应当遵守资本市场的规则，按照真正实行“资本雇佣劳动”时的企业利润来估算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为“国有企业的真正价值”定出一个合理的标准，那就是依据正确预期的未来利息率，对企业真正实行“资本雇佣劳动”下的未来利润流进行贴现，将贴现的全部现值视为该企业所有权的真正价值。
在这样计算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价值时，必须设想该企业已经象私营企业那样实行了“资本雇佣劳动”，员工的工作条件、劳动报酬、聘用配置已经完全同私营企业一样，而贴现为企业所有权价值的未来利润流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这样得出的未来利润流要远远高于在现行国有企业体制下所可以得到的利润。用来计算企业价值的未来利润还必须是扣除了贷款还本付息等的净利润，因为这是资本投资得到的真正回报。
这样计算出来的才是一个国有企业的真正价值。但是要按前边所说的这一套方法完全正确地计算出一个国有企业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利息率在未来长期中到底会有多高，几乎是无法完全正确地预测的；
——更加难以准确预言的是一个企业未来长期中的利润流；
——这种利润预测的前提是将现行国有企业转向完全的“资本雇佣劳动”体制，使员工的工作条件、劳动报酬、聘用配置完全同私营企业一样，而这样的大转变意味着企业的根本重组，这样大的转变使国有企业未来长期中的利润更加难以预计。
计算国有企业真正价值的这些主要数据之所以不准确，一方面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时可得的信息的不完全。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市场经济中，买卖公司股权的人都必须估算股份公司的真正价值，这在本质上与估算国有企业的真正价值是同一回事。但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即使是私人公司的股东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估算出自己持股的股份公司的价值。任何对股票市场的剧烈股价波动有一点印象的人都会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所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