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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了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很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
现在的人都批评中国19世纪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在1912年，发达的工业国中只有英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不到5％，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这样简单的数字已经足以说明，落后国家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
20世纪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类的新问题：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年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俄罗斯所发生的灾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其实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
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战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点一点开放国内市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实行保护程度相当高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有赖于中国实行了这样明智的经济政策，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20年中对进口品所设立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高但是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产品。这样的进口壁垒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它的保护下，在国内市场中互相激烈竞争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具有了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有了急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人们通常都以“雁行式经济发展”来描述东亚各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国家是以生产简单产品——如鞋类或足球——然后将产品出口起家的。它们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并使它们的实际资本得到升级，以便出口更多的先进的产品，如半导体和便携式电脑。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向着富国的水平发展”。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识的：由于产品之间的相对成本在不同国家间总会有差别，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