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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恰是那些天天指责“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自己造成了这种“所有者虚置”的制度缺陷。
法律上的虚置与实质性的虚置
从法律规定上说，国有企业显然不会存在任何“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可以非常明确地规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在国家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里，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即使某个国家的法律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规定有缺陷，在现代法学这样发达的条件下，也不难通过系统的立法和严格的司法来弥补这一缺陷。这样，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讲肯定不应当出现“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问题，这就是林毅夫、郎咸平等人根本就否认“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这一命题的原因。
在这方面需要澄清一个极具理论性的问题：有人说“全民所有”在法理上不通，因为所有权是排他的权利，“全民所有”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所有者之外，因而“全民所有”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所有权。这其实是玩弄诡辩。法律上规定“全民所有”也是规定了一种排他的权利：只有“全民”才有所有者的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法律上的私人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单独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正因为“全民所有”的这种权利排他性，任何个人、哪怕是最高级的政府官员才都无权独自决策最终处置全民所有的财产；而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少数个人侵犯了“全民”的所有者权利，以行施私人所有者权利的方式来处置全民所有的企业。
由于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坚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论点的人只好从别的方面来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化语言暗示，国有企业必定存在某种实质性的所有者虚置。他们主要使用了两种论证：一种论证是干脆下定义说，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虚置”的；另一种论证则宣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无法有效地行施所有者的行为，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前一种论证的典型代表，是周其仁教授在2004年9月13日《经济观察报》第42版的访谈《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中发表的妙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最后的委托人是谁？“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
这一套推论中有显然的漏洞：说“传统的国有经济”中没有“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是完全错误的，“国有经济”中“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是国家的政府，而“全民所有制”下“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则是全体人民。任何明白宏观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国有”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对国家政府和全体人民意味着什么。正是那些私有化的鼓吹者最近强调，私有化是国有企业亏损“逼”出来的，地方政府是为了卸掉亏损企业的包袱，才“不得不”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政府不须为国有企业的亏损“承担财产责任”，那又是什么“逼”它去搞私有化呢？
不过周其仁的这套长篇宏论想表达的命题倒是很清楚：只要“公民私人”没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不“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我理解周其仁教授是想说：只要不是“公民私人”具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从而“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这样猜想，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与“公民私人”是否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无关。只要允许私人办企业，哪怕是个体企业，“公民私人”就具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这种私人企业完全可以和国有企业同时并存，就象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与国有企业是否“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国有企业是否由“公民私人”作“生产性资料”的所有者，这样的国有企业是否“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当然，周其仁教授这里的说法表现出他惯有的逻辑跳跃。
这样，周其仁教授的那一大套宏论，特别是那简洁的判定式——只要“公民私人”没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不“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只能意味着：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对财产的所有权上去，找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虚置”的。我相信，许多认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其思维方式就是如此。
用这种手法来论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其实是靠下定义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公有财产不会有私人的财产所有者，国有企业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必定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于是国有企业必定是“所有者虚置”的。这甚至是必然的结论，因为“按照定义”，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企业就是“所有者虚置”的。
可惜的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但是也最拙劣的诡辩手法：利用自己下的定义而把某物排除在某个种类之外。这就象先下了个定义，说只有男人才是人，然后自然可以由此推论出：女人必定不是人。这才真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些鼓吹权贵私有化的“学术大家”从来都爱这样靠下定义来玩诡辩。如某教授公然当众宣称：法律追求的是效率。有人当场质疑说，公认的说法是法律追求的是公正；该教授竟回答说：我说的效率中就包含了公正。
象这样靠下自己与众不同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的作法，对我们认识真理不会有任何帮助。事情很简单，你靠下自己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别人也可以靠下其它的定义来事先设定与你相反的论点正确。我们只需事先定义：只要法律上规定了谁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就不是“所有者虚置”的，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有“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上早就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林毅夫和郎咸平两位先生不正是如此否定“所有者虚置”说的吗？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正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政府制度来作比较。与“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这样的所有制理论相对应，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府行施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某人定义说，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该财产就是“所有者虚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同样定义说，只要行施政府主权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具体的个人上去，该政府主权就是“主人虚置”的。
按前一个定义，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必定是“所有者虚置”的；而按后一个定义，法律上规定“主权在民”的现代政府也都必定是“主人虚置”的。按前一个定义，要想使国有企业所有者不虚置，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且最有效率的作法是把它给某一私人所有；而按后一个定义，要想使政府主权不至于主人虚置，就必须使某个具体的个人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岂不是要实行君主制吗！
更重要的是，按这样的定义虽然可以把国有企业说成是“所有者天然虚置”的，但是又怎能从“所有者虚置”推论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推论很简单：因为“所有者虚置”的国有财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这些财产的使用效率，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就必定效率低下。
这是“所有者虚置”论最能蛊惑人心的说法。但是一考虑到政治上的对应情况，我们也可以按他们的逻辑如此推论：因为“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不属于任何单个的人，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效率，现代共和国在国家的治理上必定效率低下。我相信，你要是翻一翻19世纪法国保王党人的著作和当年拥戴袁世凯称帝者的言论，必定发现许多类似的说法。
要为这种论调找到证据绝不困难，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但是在国家治理的效率上比某些专制君主国差了许多。现代主流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民主政府的领导者也要为自己谋利，并不是完全为全体人民打算，该学派由此说明了现代民主国家中的许多特殊经济现象。
但是，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上述逻辑却不能不碰壁。按照他们的逻辑，“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在治理效率上必定低于专制君主国。可是历史的事实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多半是现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历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专制君主国变成了民主共和国。
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指出，长期的战争极易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因为在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可能是低效率的。但是连这一点也并非是绝对的。罗马共和国曾经在上百年中不断进行战争，但它仍能维持对内的民主共和制并称霸地中海。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它们都同时维持了国内的民主共和制。现代的许多国家虽然在战时陷入了独裁统治，但是这种独裁统治仍然不同于世袭的专制君主制。现代的历史证明了民主共和制的高效率，这是“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逻辑所解释不通的。
民主共和国在政治上的效率告诉我们，如果财产或主权不是最终属于某个私人就是“所有者虚置”或“主人虚置”的话，那么这种“虚置”并不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可能与效率根本没有关系。
不过，公平地说，“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逻辑也有一方面的道理。由于政府的主权不属于任何私人，如果没有建立适当的、复杂的制度，民主共和国确实可能在治理上较没有效率。要达到同样的治理效率，民主共和国需要建立比君主国复杂得多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为何古代地中海的民主制度最后一步步退化为君主制：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政治制度建设都还不能使民主的共和国有效地治理战乱不断的广阔领土。
公共的“所有者”或“主人”的行为方式
这样讨论“主人”和“所有者”与效率的关系，将我们引到了“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另一种论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无法有效地行施所有者的行为，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周其仁教授的上述访谈也表述了这样一种论据：“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方式认定，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只属于“抽象的主人”——人民，而这个抽象的主体无法行施具体的行为，因而民主共和国法律上的主人无法行为，从而民主共和国必然没有效率！
只要明白了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思维方式是何等荒唐。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创建者们已经设计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证“抽象的主人”——人民能够行施其具体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天天都告诉我们，这个“抽象的主人”——人民如何行施其具体的政治行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并行施行政权力，由此来体现自己是政府的主人。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了立法机构，它制定的法律人人必须遵守，执行这些法律是所有政府机构的责任；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总统或总理由人民选出，他们遵照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通过政府机构的等级制组织来领导行政机构代表人民行施主权。为了防止个别选出的代表滥用权力，现代的民主政体还设计了分享不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