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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里已经有一个从此消声匿迹的打算，就如在诀别的那封信上所说，要从孟嘉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踪影——并不只是为了素馨，也是为了自己。
那年十一月二十六那天，金家在杭州为金竹开吊。发出了讣闻，用仿宋字体印得很精美，上面叙述这位青年杰出的成就，遗有妻子、一子、二女，最小的才几个月大。承认他为孝顺之子，为人聪明，婚姻幸福。大门的门柱上挂上青柏叶白菊花的彩饰。院子里，广大的客厅摆满了红木的八仙桌。客人由大厅里溢到院子里，喧哗声、哭祭声、吹鼓手吹奏声，时起时落。
金家为杭州世家。亡故的青年是一名举人，属于朝廷的士大夫阶级，都是经科举考取的，他们这一批人自成团体，互相保持亲密关系。另外还有家中的好友故交，有祖父辈和父母辈的亲友——有钱庄银钱业的，有殷实的商人，有大商号的东家，他们的车辆摆满了门前，一直挤排到大街上。一个小乐队，吹短铜号、击鼓，时奏时歇，恰好与男人的哭声，尤其女人的哭声相间隔。丧家男人，头戴白箍儿，走来走去，与客人闲谈。一边有金玉丁咚之声，那边正是女眷聚集，虽是低声交谈，却是声音甚大。女客尖锐的目光，不断注视到大庭中央灵柩前行礼吊祭的客人，对他议论批评，说出他的亲戚关系，彼此都可以得到多知多闻的益处。似乎在一个像杭州这样城市，只要是上流人，在大厅里闲谈的这群女人，没有一个不认识的。
牡丹曾经在报上看见金竹的追悼启事，也在一个朋友家看见一张金竹的传略。金家这件丧事在杭州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办的很铺张的。当地报上有两天都把这丧事做特别报道。普通料理一个大丧事，要需数月，但是金家在凤凰山上早有祖墓，吊祭只在十一月二十六和二十七两天举行，以便亲友相识来祭奠，二十八日出殡。
牡丹在丧礼举行之前，早已注意了十几天。她的情郎最后的典礼她若不参加，那怎么可以？
她进入金家，见处处挤满了客人。她看见了棺材，前面摆着亡者的相片。她的心猛跳。她走上前去，行了三鞠躬礼，站一分钟，样子若呆若痴，恍恍惚惚。她忽然掏出一块手绢儿，想堵住哭声。但是她越想法子压制，她鼻子的哭泣声音越大。她的两膝摇摆不定，她跌倒在棺材一旁，一个胳膊抱着棺材，跟泪人儿一般瘫倒了。她再不能控制自己，以极大的悲伤痛苦之下，她也不在乎一切了。在谁也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之前，她那疯狂般的哭泣，已经震动了整个儿的灵堂。
所有的客人，立刻鸦雀无声。她的哭，不是丧礼时照例形式的那种哭。她的哭简直是肝肠寸断的哭，透不上气来的哭，对周围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倾泻无余一发而不可控制的痛哭。她的头不断撞击那棺材，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说话，幸而没有人听得清楚她说的是什么话。
每个人都问：“那个女人是谁？”没有人知道。
金竹的太太站着发僵，像个泥胎木偶一样。最初原是迷惑不解，渐而起了疑心，眼睛死盯着这个从未见过，丈夫生前也从未提过的年轻美丽的女人。她猜想一定是和丈夫姘着的那个上海表子。她向别人打听。没有人能说她是谁，因为她的脸是遮住的。这个情妇居然厚着脸皮在大庭广众面前来抚棺痛哭——在她丈夫的棺材旁边！她大怒。
她的眼睛冒火，走到坐在地上抱着棺材还正在痛哭不已的女人身边。
她逼问：“你是谁？”
牡丹抬头一看，不知道说什么好。泪水模糊的眼睛，看见一个女人的白粉脸，向下望着，向她怒吼。还没等她来得及说什么，那个女人狠狠的打了她一个嘴巴，她立刻觉得疼痛。牡丹抬起手来，搪住了另一巴掌。
金竹的太太尖声喊叫：“你好大胆子！给我滚出去。”男人女人都围过来，都问发生了什么事。牡丹挣扎起来想跑，但是金竹的太太抓住了她的领子，这种女性原始的愤怒是对温柔淑女外貌的讽刺。一个男亲戚试图把她俩拉开，用力去拉，使做太太的松开了手。金竹的太太一边吼叫一边急速的喘着气，用苏州话骂出一连串的脏话：“你个杂种！你个烂表子！勾引人家汉子的狐狸精！你要下十八层地狱！留神小鬼会把你的臊Bi撕两半儿……”苏州人是惯于用脏话骂人的。若不是有个男人匆匆忙忙把这位吊祭的女客护送到院子里去，金竹的太太真会把她的头发全揪下来的。金竹的太太用脚在牡丹跪的地方跺，用吐沫啐，然后又向牡丹抱的棺材那一部分啐。牡丹用胳膊抱着头，急急忙忙跑到街上去了。
吊祭的典礼中止了大约二十分钟。做太太的不肯继续在场陪祭，旁人劝也白费，只好由别人代替她跪在灵柩的一端。外人看出来，由那时候儿起，做太太的便不再哭她的亡夫，那天下午就一直没有再露面儿。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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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那天在灵柩前引起了一件丑闻，闹的人人谈论，满城风雨。她所做的是杭州县志上前未曾有的。男人们谈起来津津有味，当做粉色的笑话儿说，一般男人都愿意在自己死后棺材旁边儿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哭。有地位的太太辈分的，都认为是受到玷污而愤怒激昂；做妻子的都对丈夫再多看上两眼；也有少数的年轻女人和未婚的小姐很敬佩牡丹的勇气。倘若牡丹能抑制自己，她本来可以走进那灵堂的人群中，鞠躬行礼，然后从容离去，根本不会有人认出来。而实际上，她现在为自己，为死去的情人，为情人的家属，都制造了丑闻。
这件事给人提供了有趣的谈笑之资。那天去吊祭得早的人，深悔没有多停一会儿，好赶上看两个女人在男人棺材前面猫儿叫春般一场好戏。去得晚后来才听说的客人，悔恨为什么不早到半点钟。那天去吊祭的客人，可以说是杭州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这个笑话儿，由人们口头相传，由这一家至另一家，由这一家茶馆儿传到另一家茶馆儿，渐渐歪曲失真，渐渐加枝添叶儿，结果，大家都信以为真。后来，渐渐传出来，人人都知道她每天暗中到医院去探病，原来她就是金竹正被人称做模范丈夫的那一段日子里的情妇。后来更进一步，人人都知道她就是梁家有名的梁三妹，还有，她守寡之后，难守空房，三个月后就离开丈夫家。她和孟嘉的那一段儿幸而无人知晓。她们姐妹到北京去倒没有什么可非难的。
金竹的太太觉得十分懊恼，丧礼后就匆匆回到苏州老家去了，觉得丢尽了脸。倘若她丈夫暗中有个情妇而审慎处理——只要没有人谈论，她倒也不十分在乎。
至于牡丹，她深悔自己孟浪，做出了这件事，但是也有几分私心快慰。她心里想，既然知道有这个吊祭的典礼，自己怎么能不去？既然去了，自己又怎么能不触景伤情而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早晨，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说：“你看，你做的好事！三天以后，全城都会传遍的。去到人家的丈夫灵前哭！你看错了棺材！真是丑事啊！而你居然竟会做得出……你知道不知道你给我们家，给你自己，给我招来的是什么呀？”
牡丹只是默默无言，两眼呆呆的望着。
“难道你也不为你父亲想一想吗？由小孩子时候儿起，你就喜怒无常，放纵任性，什么事不如意就不行。你为什么偏偏找个有妇之夫呢？”
“他爱我，我也爱他。他的结婚也是不得已。他告诉我，他爱的是我，不是他太太。”
“那么他结婚之后，你还和他来往！我真为你丢脸……你何必要卖弄风情呢……”
牡丹觉得快要憋死了。她父亲永远不能了解她。她把门砰的一摔走出屋去，一个人儿去静一下儿。到了外面，她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才松快一点儿。她对眼前的一切，都是视而不见，她穿过了第二条街拥挤的市场，在狭窄的小巷里拐了几个弯儿，来到了湖滨。这是城里贫穷的地区；是个渔人的码头，由折断吱喳吱喳响的木板通到水里，水里飘浮着些蔬菜果皮等脏东西。一个乱跑着寻找食物的狗，在水边嗅来嗅去，一无所得。牡丹顺着堤岸走，经过了一个三等饭店，她知道里面有些妓女，按月租房子住在里头。饭店墙上的白灰已然剥落，显得一片一片不规则的斑痕，就像地图上的岛屿一样，门口有个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望山楼”三个大字，用的是杭州望山门那个名字。再往前是些廉价的饭馆儿和茶馆儿。她找了一家走进去；那个时候儿，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那些茶房正在洗刷桌子。
牡丹觉得太烦闷，又踱了出来，往南走去，顺着堤岸，一直到钱王庙。前面那片红色土地的院子种着些柏树，因为不许打猎，是鸟儿的避难所。走过这一片树林之后，她坐在靠近岸边的一个凳子上。
那是一个月来她第一次看到西湖，西湖就正展卧在她眼前——真是一片沉静，天空中堆满浓厚深灰的云，使远处最高的山峰都隐而不见了。水上只有两三条小船。往白堤那边望，望不见个人影儿，一排小小的游船，顺着湖岸停在那儿。
在牡丹感情上的重压终于梦想破灭之后，现在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湖边，感到无限的凄凉寂寞。她觉得是曲终人散，一切成空。心情的空洞孤寂正如眼前的一带秋景。生活好像已经过完了。没有人了解她，没有别人，只有白薇一个人。万事都仿佛是枯燥无味，不重要，没意义。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依然处在那种空虚的状态之中，沉浸在回忆里，一想到失去的情人，就觉得阵阵心痛。因为她不屑于再向人抗辩，她父亲也就常提到她过去的愚蠢行动，说她成为自己同事暗中笑谈的话柄，用这样话刺痛她。
这时候儿，家里还有更进一步使人激动的事。在牡丹这件逸出常轨的举动之前，素馨和孟嘉已经写信来，请求父亲允许二人结婚。婚礼是在北京举行，婚礼之后，他们说大概要南下看望父母，理当如此，时间是在春天或夏天。这使父母的心情好了许多，同时，他们也高兴婚礼是在北京举行。大家对梁家大女儿的闲话已经热闹至极点，二女儿和堂兄的婚事还是会引人嚼舌头根子的。从法律上说，素馨是不姓梁了，但是社会上，谁不知道她是梁家的女儿呢？
牡丹也高兴他们不立刻南来。因为在她和孟嘉中间的事情之后，现在总觉得有点儿尴尬不自然，在她心目中，孟嘉是个和善的老年人，她曾一度迷恋过。在当初，孟嘉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符咒，代表一切的善，一切的美，一切的奇妙；而现在只是一个空虚无力的回音，是她自己青春热情的讽刺。事情已然过去，她自己已然不愿再过问。她已经忘记了孟嘉，相反的是，从北京来的信只唤起她对天桥什刹海等平民娱乐场所那些日子的记忆。在杭州是没有那样地方的。杭州是诗情画意，幽静美丽，但是牡丹年轻的心情，未免嫌杭州太清静了。在这次的来信里，素馨和孟嘉都没有提到牡丹的名字。在孟嘉，这是有意要如此，因为挑起昔日的爱情的火焰，毫无必要。
本地的报当然登载了这项消息，提到灵堂吊祭时中间出的插曲，只是轻描淡写而已，牡丹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闲话中的名人。她常常一个人溜到茶馆儿去坐，在各行各界的男人群中，她觉得轻松下来，就和以前在北京那些日子一样。
一天下午，在一家茶馆里，一个上流打扮的男人走进去，头上戴着红顶子的黑缎子帽盔儿，手里拿着一个长杆儿的旱烟袋。他是个老主顾，他要了一壶茶，在附近理发馆里叫来一个理发匠，因为厌恶理发馆太狭窄，太憋闷，他愿在这儿刮刮脸，那嗓门儿高带着眼镜的理发匠走进来。他五十岁年纪，光棍儿汉，脸上既浮着一层油亮，又浮着一脸微笑。因为言谈风趣，颇招来不少主顾。他很容易在报纸副刊上写个“每日谈”的专栏。客人剪短一次头发，就能顺便捡到几条儿新闻，几个故事，几件新近的笑谈，附带那理发匠自己公平有味的评论。不论别人遭遇什么挫折麻烦，他有超然物外不为所动的本领。由顾客一坐下来，到理完发他在客人肩膀上脖子上扑通扑通用手捶几下儿止，客人会把各式各样的闲话轶闻听个够——荒唐无稽，淫荡Se情，应有尽有�